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稅收杠桿本應是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桿，現在卻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反而加劇了貧富分化，這種“逆向調節”的副作用亟待引起關注和扭轉?，F在往往是越基層經濟越不發達的地區，稅收征管越加劇貧富、地區的差異。突出表現為，稅收征管部門對中小企業的苛刻稅收。正是這種對中小企業的苛刻稅收削弱了中小企業的競爭能力、盈利能力和工資增長的能力。
周天勇說，他曾專門對國內外千人擁有企業數進行比較發現，一個國家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的數量多少，與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成反比，數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小，反之，數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越大。因為小企業一般是勞動密集型的較多，可以改善勞動要素與資本要素在G D P中的分配關系，實際也會改善資本所有者和勞動所有者之間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擁有的小企業數量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較多。
根據其計算結果，目前國外發達國家每千人擁有企業數平均為50多家，中等發達國家也有20余家，而中國只有12家。國內數據分析的結論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少的地區，比如說貴州、甘肅等每千人口擁有企業數量不到兩個，城鄉差距就大，基尼系數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業數量多的地區，比如北京、上海、江蘇和浙江等地，城鄉差距明顯小，基尼系數也較低。
“不合理的稅賦不僅制約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也為企業員工的收入增長、福利增長設置了巨大的障礙，從而進一步拉大了中小企業員工與國有大企業、三資企業員工之間的收入差距，這種現象必須盡快得到扭轉。”周天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