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是人生終止時最后的定格，也是儲存墓主生活時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庫。疊疊累累的古代墓葬屢經滄桑變故，因各種原因往往多遭破壞。而最通常的破壞形式，是有意的盜掘。歷史上的盜墓相當普遍，甚至曾經成為某些區域的地方風習，成為某些家族的營生手段，成為某些社會群體的行業特征。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大陸地區的盜墓之風愈刮愈烈，從中原到關中，再到江淮，幾乎遍布中國古文化發源的中心區域。在全國各地只要有古墓葬的地方，就有盜墓者的身影。事實上，盜墓現象也并非僅僅發生中國，盜墓已是一個國際化的災難。

　　古時盜墓動機各異

　　盜墓，是淵源古遠的社會文化現象。新石器時代的考古資料已經可以看到有意識的墓葬破壞現象的遺存。在春秋時期“禮壞樂崩”的社會變化之后，厚葬之風興起，于是盜墓行為益為盛行。

　　在中國古代，盜墓甚至曾經成為一些地域的普遍風習，成為一些家族的營生手段。唐人李商隱曾在他撰寫的《雜纂》卷上說到“惡行戶”，其中第二種就是“世代劫墓”。由此可知，職業盜墓者的行為和技術往往是世代相承的。

　　《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鬧樊樓多情周勝仙》記述朱真盜墓故事，也可以看到子繼父業的傳承關系。

　　古來最為普通的盜墓動機，是劫取墓主的隨葬物品。晉人皇甫謐曾經指出“豐財厚葬以啟奸心，或剖破棺槨，或牽形骸，或剝臂捋金環，或捫腸求珠玉”的情形。盜墓者對墓葬的無情破壞和對死者的極端傷辱，大體都是出于財寶之“欲”。

　　此外，發掘政敵及政敵家族的冢墓，在中國古代權爭中曾經被作為厭服對方的極其有力的手段之一。掘墓，又是政治懲罰與政治迫害的一種形式。唐睿宗即位后，對曾經屬于敵對政治集團的武三思、武崇訓父子，太平公主，韋玄貞、韋洵父子，均以毀墓作為政治懲罰方式。宋哲宗紹圣年間，元佑時期為政的司馬光及其政策遭到否定，于是有人建議發掘司馬光墓。《元史·奸臣列傳·阿合馬》寫道，阿合馬死后，元世祖“盡得其罪惡”，大怒，“乃命發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

　　如果對古代陵墓破壞現象的心理動機進行分析，還可以發現基于神秘主義文化的特殊因素。《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孫皓》裴松之注引《漢晉春秋》說到這樣一個掘冢以厭氣的故事，有望氣者說“荊州有王氣”，吳主孫皓疑心地方王霸之氣不利于其統治，“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以厭之”。

　　古時的盜墓者雖然有著種種不同的動機，有的甚至是軍隊參與的“官方”行為，但并不是說盜墓在古代就可以為所欲為。事實上在我國古時的很多朝代對盜墓都有嚴格的法令予以禁止。這樣的法律早在秦時期就已經出現。《呂氏春秋·節喪》寫道，厚葬形成風習，因此誘發“奸人”盜墓行為，“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漢代嚴禁盜墓的法律，也見諸史籍。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盜墓行為的內容。《唐律疏議》有關于對“發冢”者處以刑罰的明確規定：“諸發冢者，加役流；已開棺槨者，絞；發而未徹者，徒三年。”據《舊唐書·懿宗紀》記載，“開劫墳墓”與“十惡忤逆、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仗”以及“關連”“逆黨”等同樣，被列為最嚴重的罪等之一。《大清律例》對相關盜墓的36種情形分別處罪。其條例多達22條，內容極其詳密。

　　今人盜墓利字為上

　　是什么原因導致盜墓現象經久不衰？是否與中國古代文化有著直接關系？北京師范大學古代文化史專家李山教授指出：“盜寶現象的猖獗與中國傳統的厚葬習俗密不可分。在階級社會中，厚葬蔚然成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