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伴隨著“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指向，“單獨”家庭再生育意愿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那么，在中國2000萬“單獨”家庭中，究竟有多少愿意生育二胎？想生的生不了，能生的不愿生又是為了什么？全社會應如何為即將到來的人口新增長做些什么？

    調查結論各不相同，生育意愿是否等同于實際選擇？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院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牽頭組織的一項樣本數近萬人的調查顯示，符合“單獨”二胎政策的夫婦中大約50%－60%愿意生育第二個孩子。這一結論與多個門戶網站上的調查結果類似，新浪網進行的一項3萬余人參與的調查顯示，64.5%的網民愿意生育“二胎”。

    但此前上海人口部門2012年進行的抽樣調查顯示，上海符合二胎政策的家庭實際生育并不多，上海戶籍80后家庭的平均生育意愿為1.2個孩子，這些家庭中約有80%是“雙獨”家庭。常州市人口計生委的統計顯示，2011年符合條件的已經生育一胎的媽媽明確表示愿意再生一個的，只有26.9%。而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試點“二胎方案”的山西翼城、甘肅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的農村地區到現在生育率也全部低于1.6。

    翟振武說，不同的調查結果得出的結論存在差距，其實是因為生育意愿并不一定能轉化為生育行為。“大城市和發達地區的生育成本較高，生育率比較低，這都是正常的。政策上不限制，給予了居民充足的選擇空間，至于是不是真的生，居民可以自行選擇。”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李建民教授說，生二胎的意愿除了在城鄉之間有差別，在不同地區也不一樣，這與思想觀念、傳統習慣、經濟發展水平都有關系，所以在不同地區進行的調查和試點，結果往往并不一致。

    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說，啟動實施單獨兩孩政策，全國不設統一的時間表，將由各省(區、市)根據實際情況，確定具體時間。但是，各地啟動實施的時間不宜間隔得太長。

    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原新教授指出，如果現階段就實施普遍兩孩政策，短期內將引起出生人口大幅波動，出現較嚴重的出生堆積，給各項基本公共服務帶來很大的壓力。微調漸進式的調整適合國情，對經濟社會影響適度，這也是不能現在完全放開普遍二胎的原因。

    生育意愿分化背后的隱情

    記者了解到，愿意生育二胎的家庭不少，除了傳統的“養兒防老”“傳宗接代”功利性生育目的，不少居民是出于“希望孩子有個伴”“孩子給生活帶來樂趣”。

    北京白領郝小姐說，二胎帶來的職場遺憾和經濟負擔固然存在，但更重要的還是個人的態度，“家庭和職場并不是對立的關系，可以兼得，我享受和孩子一起成長的樂趣。”

    從事行政工作的何慧是“最早一批的獨生子女”，因為“想給女兒再生一個做伴”，她和丈夫期待“雙獨”政策放開已有數年之久。何慧說，小時候自己就很羨慕小伙伴家里有哥哥姐姐，希望能為女兒彌補自己童年的遺憾。

    而對于不愿生育的家庭，職場競爭激烈“不敢生”、生育觀念業已形成“不愿生”、生活成本的壓力大“生不起”，都是降低生育意愿的原因。

    在競爭激烈的職場上，“不敢生”是不少白領女性的普遍心態。一位資深的企業人力資源總監告訴記者，在招聘女性新員工時，公司一般傾向于已經婚育的員工，“尤其是已經二十七八的，一進來馬上就要結婚生育，工作時間和效率都要大打折扣，‘單獨’一放開，下次招聘還得婉轉問問覺得孩子需不需要伴。”

    對于成長在“計劃生育”年代的70后、80后而言，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幾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早已讓他們的婚育乃至家庭觀念都發生了改變，伴隨著丁克家庭流行的“不愿生”文化也已被越來越多年輕家庭接受。

    影響生育意愿的另一因素則是生育成本。上海白領周小姐女兒不到三歲，雖然符合“單獨”生二胎的條件，但高昂的生育成本讓她望而生畏。“花錢從懷孕就開始了，每次產檢若想少排隊，掛個特需號就是300元一次，產檢加上生產住院的費用，接近2萬元；請月嫂一個月8000元，節假日還要算雙倍或者三倍工資；奶粉按250元／桶計算，一年的奶粉錢就差不多1萬元；孩子沒人帶想送去幼托班，一個月至少2000元；未來如果想給孩子學個鋼琴什么的，興趣班支出每月又是一大筆……”

    未雨綢繆，社會需要做哪些準備？

    畢竟，“單獨”二胎的政策實施后，出生人口必然會有所增加。在教育、醫療等優質資源原本緊張的現實環境下，社會要為這一政策的實施做哪些準備？

    專家建議，應從錯峰生育、完善優質教育和醫療資源的配置等多方面著手，應對即將到來的新增人口，同時，還要探索分擔家庭的撫育成本，解決“不敢生”“生不起”的后顧之憂。

    王培安表示，從全國來看，符合“單獨”二胎再生育條件的夫婦總量不是太大，再加上各地啟動實施政策會有“時間差”，因此短期內不會出現出生人口大幅增長的問題。對部分符合條件人數較多的地區來說，可以采取倡導合理生育間隔、優先安排年齡較大的單獨夫婦再生育、做好再生育審批等，防止出生堆積。

    上海大學教授顧駿指出，應對出生人口的增長，還要注重優質教育、醫療資源等資源的合理配置，預防加劇看病難、入園難、升學難等問題。“伴隨著新一輪的人口增長，兒童醫院、幼兒園、公立小學等與孩子息息相關的社會資源如何調配，需要多部門形成合力，未雨綢繆，在生育未開始前就做好相應的規劃和準備。”

    翟振武說，此次政策受惠的人群主要集中的城市家庭，再加上城市的流動人口進城生育和我國目前正在經歷的第四次人口出生“小高峰”，三重壓力下，要提高城市醫院的婦產科資源和兒科資源提高承載能力，應對即將成為常態的人口新增長。

    “生育成本不僅僅是通過經濟負擔去衡量的，還體現在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精力成本等多方面。”李建民指出，中國的生育水平多年來維持在1.5－1.6的水平，要將生育率提升到1.8－1.9的水平，解決年輕家庭的后顧之憂，應通過完善配套體系、捍衛職工權益等多重機制，分擔家庭的撫育成本，“比如，大型企業自建幼兒園、托兒所等就能極大的降低職工撫育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