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3%是壓力族，近七成每月難有結余，84.5%認為自己處于社會中層及以下……”隨著首份《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面世，“工蜂”一詞變得廣為人知。

　　這份對5138名高校青年教師的問卷調查顯示，超過六成(65.2%)的“工蜂”已不認同貧富差距具有激勵作用，過半(54%)“工蜂”有過不公平感。

　　“‘工蜂’的體型小、位階低，卻是社會金字塔的中堅分子。”上述調查負責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廉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如果“蟻族”描述的是底層大學畢業生，“工蜂”則更多凸顯了憑知識資本而升入“夾心層”人群的困惑。

　　“在時下物質主義的坐標系里，仿佛只有‘極富’或‘極貧’才引人注目，事實上，‘不上不下’的群體更不該被淡忘。”廉思表示，時代怎樣用更公平的分配機制，讓一批不炫目、但優秀的年輕人看到希望，也是一項日益緊迫的任務。

　　“夾心層”更渴求公平

　　青年官員、青年富豪、青年明星、新生代農民工、“蟻族”……在目睹了種種群體的酸甜苦辣后，一位自稱“科研民工”的網民在微博上慨嘆：“終于輪到我們了。”

　　在廉思看來，對“工蜂”族“遲到”的關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地位“不上不下”、境遇上差異較大，“個個有本難念的經”，“這也是各行各業里的‘夾心層’，難以被社會集中關注的原因。”

　　“在我們學校，同屬40歲以下‘工蜂’，但歷史系老師騎自行車，光華管理學院老師開高檔轎車。理科‘工蜂’申請的科研經費幾百萬元不算多，文科經費幾十萬元已不算少。”北大國際關系學院研究生李睿(化名)這樣描述他眼中“工蜂”族的“分化”。

　　“相對于‘蟻族’，先一步而邁入社會、學歷和能力都要高出一截兒的‘工蜂’，不止在高校教師一個行業存在。事實上，他們散布在多個智力密集型崗位，因年齡、資歷、經驗尚淺而主要扮演‘工蜂’角色。他們屬于‘夾心層’，分散性影響了該群體聲音的傳達。”廉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與“蟻族”相比，北京某國企員工高凱早已遠離“悲情”：28歲，法學碩士畢業，有一份國企法務類工作，被朋友羨稱為“穩定、光鮮、福利高”，工作第三年月入約6000元，有“五險一金”，據說單位還有集資建房的計劃。但高凱有自己的無奈：“都說國企崗位是香餑餑，‘灰色收入多’，但人們往往看到的是金字塔頂端——核心部門的高管。其實，大部分年輕人是干活的，領死工資，福利多是發糧發油，集資建房不知等到猴年馬月，目前也在為當‘房奴’努力。”

　　“與真正的社會底層相比，‘工蜂’一定程度上詮釋著天道酬勤。但多年苦讀‘修成正果’后，這批人往往又面臨‘拼爹’時代來更激烈的競爭，還有結婚、買房、生養子女等多重壓力。”廉思分析，恰如“夾心層”帶著比“蟻族”更高的知識資本進入社會，“他們的自我認知與期許有理由更高”，對公平的渴求也更敏感、更敏感。“當期待無法達到時，其自豪感和幸福感會加速下墜，且更令他們難堪。”

　　貧富差距過大不利于維護公平正義

　　報告的研究對象是40歲以下的高校青年教師，這批“70后”、“80后”既是改革開放進程的“觀潮者”，又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領潮者”。“他們切實感受并深入思考了變革的推力和阻力，并有足夠的自信對中國問題作出自己的觀察和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