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登山漫游在歷史的深處，以平常心，“同情的理解”，講述大師魯迅愛情的困苦與兩難的處境，更講述魯迅的兄弟情、父子情、友情、人情……書中有兩個系列，一個是由魯迅所接觸的女性構成；另一系列，構成的都是與魯迅交往密切或一度密切的男性。兩個系列的“小敘事”頗能勾勒出魯迅敢恨敢愛的一生。
都是月亮惹的禍？——魯迅與高長虹之間的一段公案
一首詩引發的流言糾紛
1926 年11 月21 日，“狂飆社”作家高長虹在上海《狂飆》周刊發表了情詩《給——》第28 首，詩中有幾句寫道:
我在天涯行走，
太陽是我的朋友，
月兒我交給他了，
帶她向夜歸去。
不久，身在廈門的魯迅，接到北京的韋素園的來信，報告了有關“月亮詩”的傳言──也就是指高長虹自比太陽，而把許廣平比做月亮，詩中“月兒我交給他了”，是說他把許廣平交給了魯迅。
魯迅在同年12 月29 日復信給韋素園說:“……景宋（即許廣平）在京時，確是常來我寓，并替我校對，抄寫過不少稿子…… 這回又同車離京，到滬后，她回故鄉，我來廈門，而長虹遂以為我帶她到了廈門了。倘這推測是真的，則長虹大約在京時，對她有過各種計劃，而不成功，因疑我從中作梗。其實是我雖然也許是‘黑夜’，但并沒有吞沒這‘月兒’。”
此外，高長虹在同年的11 月9 日所寫的《時代的命運》一文里說:“我對于魯迅先生曾獻過最大的讓步，不只是思想上，而是在生活上，……這倒是我最大的遺憾呢！”這所謂“生活上”的“讓步”指什么呢？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太陽、月亮、黑夜”的說法。因為當時社會上對魯迅的一舉一動都是十分關注的。尤其是“女師大事件”后，關于魯迅拋棄原配夫人朱安，以及魯迅與學生許廣平之間的關系，有過不少流言。因此，有好事者將這首詩認為是高、魯、許三人之間的“愛情糾紛”，也就順理成章了。在同一天，魯迅也給許廣平寫了信，信中說:“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聞者相似，且云長虹之拼命攻擊我，乃為此。”“用這樣的手段，想來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競爭，乃是退讓，何嘗是無力戰斗。”
回顧高長虹與魯迅的交往，始于1924 年12 月。從此時起到1926 年4月高長虹離開北京前的一年多里，據《魯迅日記》統計高長虹去過魯迅家七十多次，高長虹自己說與魯迅見面一百多次。總之，雙方的關系是極為密切的。《莽原》創辦初期，高長虹是出力最多的一個。他不僅在事務方面貢獻頗多，在創作方面也奉獻極厚。在《莽原》周刊創辦的三十二期中，幾乎每一期都刊載過他的文章。
然而兩人何以出現裂痕，起因在于所謂“壓稿事件”。1926 年8 月，魯迅離京后，《莽原》的編輯工作就交給韋素園。本來《莽原》創辦時，魯迅曾提出由高長虹來做編輯，但高長虹最終并沒有接。（因為他心系《狂飆》事業，想擴大《狂飆》陣容，轉移《狂飆》陣地。后來高長虹在1926 年4 月到了上海，經過一段時期的籌備，《狂飆》周刊如高長虹自己所說的又“借尸而還魂”了。）而就在韋素園接替主持編輯不久，就發生了1926 年10 月的退回高歌（高長虹二弟）的小說《剃刀》不用、壓下向培良的劇本《冬天》不發的事情。同為狂飆社的高歌及向培良迅速向在上海的高長虹報告此事，高長虹馬上在10 月17 日出版的《狂飆》周刊第二期發表《給魯迅先生》和《給韋素園先生》的公開信，信中對韋素園的攻擊是很不理智，而對魯迅，除發了一遍牢騷之外，是要請魯迅出來說句公道話:“如你愿意說話時，我也想聽一聽你的意見。”而此時遠在廈門的魯迅，卻不想再介入此事件中，不予表態、不予理睬。
高長虹緊接著發表的一萬四千字的長文《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勢指掌圖》以及后來的一些短文，則展開了對魯迅指名道姓的攻擊乃至謾罵。而真正令高不滿于魯迅的，應該是他認為中國在五四運動以后的20 年代中期，需要再來一次思想革命，而唱主角的就是以他為首的“幾個青年”，而魯迅等成名的人，應該退居二線，給他們一些幫助就夠了，由他找人來替魯迅“說他自己想說的話”。他當時應邀參加《莽原》的創辦，看來就是基于這種想法。但他似乎想都沒想到他是否具備領導一場思想革命的本事呢？他一開始就雄心萬丈了。于是當魯迅又被稱為“思想界之權威者”時，他怎能不憤慨呢？對于高長虹的謾罵，魯迅都一一加以反擊
無法知道高、許是否有過戀愛
高長虹和許廣平的交往，據高長虹后來在1940 年所寫的《一點回憶──關于魯迅和我》中說道:“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魯迅那里，他正在編輯《莽原》，從抽屜里拿出一篇稿子來給我看，問我寫得怎樣，可不可以修改發表。《莽原》的編輯責任是完全由魯迅擔負的，不過他時常把外面投來的稿子先給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覺得寫得很好。贊成發表出去。他說作者是女師大的學生。我們都說，女子能有這樣大膽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還繼續寫稿子來，此人就是景宋。我那時有一本詩集，是同《狂飆》周刊一時出版的（按:《精神與愛的女神》）。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郵票，是買這本詩集的，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們就通起信來。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沒有見面，那時我仿佛覺到魯迅與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為女師大的風潮，常有女學生到魯迅那里。后來我在魯迅那里同景宋見過一次面，可是并沒有談話，此后連通信也間斷了。以后人們傳說的什么什么，事實的經過卻只是這樣的簡單……”
他們的信沒有留下來，我們無法知道高、許是否有過戀愛。退一步說，即使高長虹和許廣平在八九封信中曾經相愛，而后來許廣平又愛上了魯迅，這也絕不是因為高長虹“讓步”的結果，而只能說是一種命運。
“月亮”原是“晉中才女”石評梅
至于《給——》中的月亮，據學者董大中先生的考證，是另外一個月亮:女作家石評梅。高長虹在離開山西一中后，曾到北京大學做旁聽生一年。1921 年春，他來到太原，在石評梅的父親工作的山西省立圖書博物館當書記員。此時的石評梅卻在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體育科求學，兩人僅有過短暫的相見，那是石評梅放了暑假，回到太原，來博物館看望父親的時候。然而此時石評梅心中先有著吳天放，而后又有高君宇，似乎沒有高長虹的位置。這期間高長虹雖也展開對石評梅的熱烈追求，但石評梅卻不為所動。1925 年3 月5 日，高君宇病逝，高長虹認為石評梅在悲痛之余，必會另找新歡，而他將成為不二人選，于是他開始寫下情詩集《給——》，甚至還有后來的小說《革命的心》。然而這對最終以身殉情的石評梅而言，是不會接受的，只能算是高長虹自己的“單相思”罷了。
總之，高長虹與魯迅之間在20 年代中后期的沖突，是五四運動以后中國社會各種思潮矛盾發生復雜變化的大背景之下，出現的一次碰撞。由于兩人的思想基礎、思維方式、性格志趣等的不同而決定，有著其內在的必然性。而“月亮詩”卻又成為催化劑。
魯迅也喜歡北大校花嗎？
魯迅與馬玨通信持續六七年之久
在30年代全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有位校花，她名叫馬玨。是北大教授馬裕藻（幼漁）的愛女，人長得高而漂亮。
馬玨，浙江鄞縣人，父親馬裕藻，母親陳德馨。1903年父母雙雙考取官費留學日本，父親在日本帝國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就讀，母親進日本目白女子大學學博物，經過7年苦讀，一起畢業。1910年馬玨出生于東京，在日本期間馬裕藻曾與魯迅等人一起聽章太炎講文字音韻學。1911年馬裕藻回國后，擔任浙江教育司視學。1913年至1915年任北京大學教授、研究所國學門導師，講授文字音韻學。1921年任北大國文系主任，1920年8月6日，《魯迅日記》云:“晚馬幼漁來送大學聘書。”是兩人共事于北大之始。
馬玨晚年在《女兒當自強》一文中，這么回憶著:“魯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與我父親是同事，他們性格相投，過從甚密。魯迅先生經常來我家做客，與父親一談就是半天。”在1925年間，年僅十五歲的馬玨寫下了《初次見魯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學校旬刊》上，那是馬玨所就讀的學校刊物。馬玨晚年回憶道:“不久，魯迅先生來孔德學校，讀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沒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興。他夸我寫得好，說我寫的都是實話。后來先生把它收進了他親自編選的《魯迅著作及其他》一書中。他還送書給我。過了幾天，父親還帶我去八道灣魯迅家去玩。從那時起，魯迅先生到我家，常問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說幾句話。我們還多次通信。根據《魯迅日記》的記載，我向魯迅先生請教的信和魯迅先生的回信自1926年元月3日至1932年12月15日，通信持續六七年之久。1926年元月3日魯迅先生在日記中寫道:‘夜，得馬玨小姐信。’這封信是我對元月一日先生寄贈《癡華鬘》一書的道謝信，信中也表達了對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熱烈愿望。魯迅先生總是循循善誘，誨人不倦。他幾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魯迅的親筆信，在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燒毀了。”
今查《魯迅日記》中記有馬玨者，共有五十三次之多，其中馬玨給魯迅信有二十八封，而魯迅回信有十三封，另有送書。
“魯迅先生在百忙之中還為我起了個號”
馬玨又大約在1926年給魯迅寫信，如實地把學農的志愿告訴了他。復信接到也很快。魯迅先生在信中熱情支持和鼓勵道:“女孩子學農的不多，你想學，我贊成。”1928年春，馬玨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30年轉入政治系本科。對于她后來上政治系，完全因為父親的關系，父親讓她上政治系，二妹馬琰上法律系，是認為“中國婦女地位最低，你們出來要為爭取女權做些事情。”他還對馬玨說:“你出來可以當公使。過去當公使的都是男的，他們帶夫人出國。你開個頭，由女的當公使，你帶丈夫去赴任嘛。”又對二妹說:“你可學習法律，將來就是離婚，也可以保護自己的權益。”
1929年5月17日，魯迅從北平給上海的許廣平寫信中說:“今天下午我訪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漁，他未回，馬玨因病進了醫院許多日子了。”到了5月29日，他給許廣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漁家里吃飯，馬玨還在生病，未見，病也不輕，但據說可以沒有危險。”魯迅對馬玨是十分關愛的，馬玨后來才讀到《兩地書》的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的感動。馬玨還說，“魯迅先生在百忙之中還為我起了個號，后來覺得字過于生僻，就通過父親轉告我，可寫成大家都認識的‘仲服’。稱仲，是因為我排行第二。”
馬玨長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稱為“校花”。1932年11月13日魯迅從上海返回北京探視母病，馬氏父女曾來看他，魯迅銘感之，他在11月20日給許廣平的信就說:“這種老朋友的態度，在上海勢利之邦是看不見的。”
魯迅喜歡馬玨,但更多的是父輩的關愛
1933年3月13日魯迅在上海“得幼漁告其女玨結婚柬”。馬玨嫁給天津海關職員楊觀保，在當時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畫報》還刊登了他們的結婚照。據說楊觀保與馬玨相識已久，他對馬玨頗為忠懇，每星期返平一次，經過長期交往，終獲佳人芳心。但又有一說，指楊君能贏得美人歸是疑有天助者，即此時有謠言發生，馬玨不堪同學之譏笑，于是毅然與楊君結婚，當時馬玨都還沒有畢業。
十幾天后，魯迅在給臺靜農的信中說:“今日寄上《蕭伯納在上海》六本，請分送霽（李霽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觀，沈兼士的兒子），還有一本，那時是擬送馬玨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結婚，別人常去送書，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處置送給別人罷。《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當仍寄六本，辦法同上，但一本則仍送馬小姐，因為那上本是已經送給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漁先生轉交。”
對于馬玨的結婚，魯迅不再送書給她的事，李霽野也說:“一次送書給我們時，他托我們代送一本給她，我談到她已經結婚了，先生隨即認真地說，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霽野說他當時認為魯迅太過于小心了。而后來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魯迅對她無禮，而導致兄弟失和的創傷之巨，因此導致出他過度的“防范意識”。但這種解釋還是過于牽強，我們從整體觀之，魯迅是喜歡馬玨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她的聰慧，但更多的是父輩的關愛，而非男女之情。尤其在認識馬玨前后，許廣平也進入了他的視野，而且兩人由師生關系逐漸發展為男女關系，這其中魯迅考慮很多，甚至都猶豫過。馬玨是好友馬裕藻的女兒，設若魯迅對其有意，那不是更要遭受世人異樣的眼光嗎？但“美好記憶的憧憬”是存在魯迅的心中，也因此一旦它突然失落，是會有點恍然若失的感覺，這或許是他不再送書或寫信的原因吧。（新聞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