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堵相關漏洞、出臺相關政策扼制“高考移民”的權宜舉動，可以理解。同時，如何甄別不同情形，以達到整體相對公平，考驗的則是政策的“智慧”。
每年高考前夕，圍繞“高考移民”，都免不了種種口水仗以及悲喜劇。最近的一個事例是：一個孩子，原籍安徽，2008年和父親一起將戶籍遷到內蒙古。在北京就讀小學和初中，在湖北黃岡借讀高中，其間在內蒙古一中學建立了高中學籍和考籍，并于2013年在該校就讀4個月。按照內蒙古2013年的規定，必須在本地連續就讀滿2年，才可在戶籍地參加今年高考并報考本科，否則只能報考高職高專院校。
事情說穿了很簡單。本質上，這是人性與政策的一個博弈僵局。
當事的一方，戶籍遷移，就讀三地，輾轉四省市，情況不算多見。家長千方百計“順應”政策，為孩子“創造”有利條件的良苦用心昭然若揭。
在政策范圍內，追求效益最大化，符合人之常情。而從宏觀的角度，如果眾人皆循此而為，東家食而西家宿，在教學高水平的省市求學，而在錄取分數低的特大城市或邊遠地區考試，對后面這些地區的原住考生而言，便不公平。但與此同時，目前城市人口流動和遷移已是常態，公平還意味著給真正的“漂二代”以機會。
理想的公平，當然是教育質量、錄取率的普遍均衡，甚至是各公辦高校質量的相對均衡再輔之以高水平的民辦高等教育，使絕大多數人都無繼續深造之虞。問題是，達成這一理想狀態需要漫長的過渡期。如果我們承認這一現實，那么，填堵相關漏洞、出臺相關政策扼制“高考移民”的權宜舉動，便可以理解。同時，如何甄別不同情形，以達到整體相對公平，考驗的則是政策的“智慧”。好的政策是個聰明的篩子，它維護了合理人群的利益，也通過其威嚴宣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邊界”所在。
現在的問題是，一方面，我們的法治生態并不理想，存在“有法不依”或“暗度陳倉”的不良先例，給人以打“擦邊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僥幸；另一方面，我們的法規條例往往變動不居，缺少銜接性——這種銜接，既表現在法規的不停變化上(比如內蒙古的新政，是2013年出臺)，也表現在不同省市之間缺少必要的協同上。
媒體關注的這一具體事件，正是法規制度長期模糊和變動的后果。譬如，如果家長能明確預見今日之結果，當初肯定不會如此行事?，F在，被動中的家長只能訴諸法律，是非自然會由法律來裁決。但無論如何，對孩子的影響不可避免，畢竟距離今年高考只剩下不到10天。我們祝愿這個孩子有個圓滿的結果，而在法規建立起自身的威嚴以及民眾建立起對法規的敬畏之前，可以預見還會有其他人重蹈覆轍。(特約評論員 劉志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