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馬關縣夾寒箐鎮么龍村地處中越邊境，山高路險，屬于極度貧困地區，人均耕地不足8分。全村3357人左右，740多戶人家，其中苗族2400多人，壯族800多人，瑤族34人，還有越南媳婦過百人。其中千人左右外出務工，留守在家的多數是老人與小孩。
6月中旬，雨水增多，正是插秧的時候。到處可見犁地插秧的老人們和田埂上玩耍的幼童。民族服裝點綴田野，民族曲調縈繞山間，一幅原生態獨特的鄉村畫卷下，暗藏的是鄉村勞力的流失和本土文化的斷裂。
么龍村16歲的苗族女孩王慧讀完初中后，因技校相對高昂的學費，她放棄學業在家照顧9歲的妹妹王瑞和5歲的弟弟王朝康，她還要負責打理家里的一畝多的玉米地。
王慧的爸爸在廣西修鐵路，媽媽是跟著工程隊做飯，只在每年的苗族最盛大的節日“苗年”回來。王慧的家是從原來推倒的土坯房的地基上新建的兩層磚瓦房，工程進行了大半。“爸爸、媽媽邊打工邊支付新建房屋的費用，新房子建好不知要到什么時候？”王慧說：“不過現在生活條件好了些，將來妹妹和弟弟也許有條件讀比我更多的書。”但說到未來打算，她言語猶豫，“我不知道將來做什么？"
13歲的苗族女孩熊春美是么龍小學6年級學生。從5年級開始，她每天晚上9點打著手電筒走二十分鐘山路回到獨自居住的家里，第二天早上6點天沒亮又打著手電筒上學。雖然村里有親戚，但熊春美的父母要求她不要住親戚家，“也許我自小獨立能力強，爸爸、媽媽比較放心我能照顧自己。”熊春美猜測。
她的爸爸、媽媽在山東打工。哥哥初中沒念完，也外出打工了。熊春美的家和村里其他的房子一樣都是灰瓦土坯墻，墻體年久張開很多拇指粗的裂縫。她把家門前和屋內都打掃得干干凈凈，夯土地面干凈得可以席地而坐。爸爸、媽媽和哥哥的床鋪也被收拾整齊，她說：“他們回家看到這樣，會開心的。”
熊春美喜愛苗族舞蹈，客廳最顯眼的地方擺放著一個17英寸老式電視，還有音箱和VCD，她是跟著VCD學的加入有現代元素的苗族舞，媽媽跳得很好，但沒有機會教她。
在熊春美的床頭上，貼著一張寫著“實現夢想”的畫片，對于夢想，她還沒想好，她說，自己學習不錯，也許將來考出去，就知道了。
據么龍小學2013年統計數據，么龍村13歲以下的孩子大約為700多人，60%以上的是父母外出打工一年以上的留守兒童。
多數留守兒童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孩子與爺爺、奶奶這輩人之間的交流并不流暢，學校教的均是漢語，沒有對當地特色民族文化的涉及，老人們幾乎保留著說苗族和壯族語言的習慣，少有人會說漢語。即使今年當地教育水平有所提高，多數學生讀完小學或者初中還是放棄學業，外出打工，加劇了鄉村勞力的流失和本土文化的斷裂。在外出打工的這群人中，由于普遍文化水平低，和外界交流不暢，大多從事的也只是重體力工種。
隨著農村教育的推進，僅從么龍村和夾寒箐鎮的教育實施方略看，依舊是以單一城市導向性的城市教育的簡單復制，學校教育與村落社會成為相互隔離的空間。這種與農村相脫離的農村教育成為高投入低產出的教育制度，最終只有極少數學生能夠通過升學走出農村，而大量未能通過升學走出農村的學生，因缺乏鄉土文化情結，恐懼貧困，往往成為漂流于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游民或城市邊緣人。
雖然當地的自然環境好，土地成分非常適宜于種植名貴藥材“三七”，投資回報可觀，但當地人苦于沒有資金和技術，只能向外來投資人以每年1500元一畝的價格出租土地。
一位鄉土文化研究者說，其實在經濟高度增長的社會，未開發的么龍村未嘗不是幸運兒，這里自然環境優美，苗族和壯族文化原生態保護較完好，民風淳樸。不過迫在眉睫的是對當地文化的保護，并從教育、生產技術和交通環境給予因地制宜的支持。(新京報首席記者 陳杰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