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學第一天，交通早高峰提前半小時到來，交通壓力明顯上升，達到‘輕度擁堵’程度。學校周邊交通壓力尤其突出”——這是來自北京市交管部門的信息；

　　“開學第一天，不能走大路了(環路)，走能避開小學校的小路”——家住北京市南四環、在西城區工作的趙先生如是說；

　　“開學第一天，北京交通太夸張，開車上班在路上堵了三個小時，剛到單位，手腳都開麻了”——家住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在豐臺區菜戶營上班的郭先生在這一天遲到了將近一個多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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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2月17日，放完寒假的孩子又要開始上學了。但問題是，為何開學會對交通造成如此大的壓力？

　　家住北京市石景山區的顧婷一家的境遇似乎能給出答案——早上六點鐘起床，帶著孩子毛毛穿越半個北京城去另外一個學區上學。

　　在2013年9月，毛毛加入了“擇校生”的隊伍。“耗盡人力物力財力，為了讓孩子能上個好學校，我們家可以說是傾囊而出，現在要想‘跨片’上學越來越不容易了。”顧婷說。

　　教育部日前發布消息稱，明年北京、上海等19個大城市的小學要全部劃片就近入學；90%以上的初中實現劃片入學，每所劃片入學的初中90%以上生源由就近入學方式確定。擇校生或小升初不按規定入學的學生不得享受優質高中到校指標。

　　“如果學校之間的教學水平不能得到平衡，再多的規定也會被人為沖破。”顧婷認為。

　　“不走心”與“未雨綢繆”

　　“不是親歷者，是無法體會到這是一場多么病態的戰爭。我知道我已經‘病了’,但卻沒辦法治，因為周圍太多像我這樣的‘家長病人’。”

　　“家長病人”——這是在經歷過幼升小之后的顧婷給自己的評價。“我們一直在抨擊中國教育存在問題，質疑是否需要‘手術’,但實際上我們作為制度的參與者，可能正在一起營造著這樣一種病態”。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盡管取消“擇校”已吶喊了多年，但在現實中，為了搶占心目中的起跑優勢地位，家長們仍然費盡心機、各顯神通。

　　顧婷回憶說，當她帶著毛毛去面試學校時，看到有家長早就安排孩子上了幼升小的面試培訓班，準備并背下了中英雙語的自我介紹；有的家長記錄下每個學校重視的特長，英語、體育、民樂……在登記的時候都填上去；還有爺爺把孫子幼兒園所有獲獎的證書，包括跳繩比賽、演講比賽，全部都附在登記表上……“當時毛毛只是學了點畫畫還有芭蕾，但誰想到考小學的時候還會用上這些。”顧婷不免焦慮起來。

　　忐忑了兩個月后，顧婷終于收到了跨區學校的入學通知書，心里的一塊石頭才算落地。經過一番輾轉，她收到了一個銀行賬戶，并心知肚明地向里面匯了8萬元錢：這是跨區上學需交納的“擇校費”，雖屬明令禁止的收費項目，可作為家長，既然好學校收了自己的孩子，交點錢并不成問題。

　　還有一些人則直接選擇了未雨綢繆。

　　堅信選學校的“戰區”已經前移的北京市民李凱剛剛榮升父親，為了女兒能在6年后上個好學校，早在妻子懷孕后便置換了一套學區房。李凱向記者總結說，小學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攻堅戰。

　　“坑班”與“共建生”

　　為什么選小學？因為這是升初中的關鍵。

　　李凱向記者介紹說，根據政策，在北京，小學升初中的主要途徑是“對口入學”，即一所小學和三四所中學結成對應關系，該小學的畢業生在這幾所中學中擇校升學。這本是按“就近入學”原則制定出的政策，但在“擇校”被默許的情況下，熱門中學的對口小學身價水漲船高，家長希望在孩子入小學時“一次投資”，就可以獲得重點初中、甚至重點高中的“長遠收益”。

　　作為“對口入學”原則的補充，北京的小升初還有“推優政策”——小學擁有向重點中學推薦優秀學生的名額；“占坑班”——公辦重點學校自辦或與社會機構合辦、面向小學生的學科培訓機構，替重點中學選拔學生。因為最后效果不同，占坑班被家長們分成“金坑”、“銀坑”、“土坑”、“糞坑”等不同類型。

　　“說實話，當時聽學校宣傳說北京以后的小升初‘堅持電腦派位為主、其他方式為輔’時，我真的特別興奮，但親身經歷過就發現真不是那么一回事兒。”2012年剛剛把女兒送進北京某區重點初中的付燕向記者坦言，“實際上，電腦派位、就近入學方式是擺在最后的一種墊底升學辦法。”

　　付燕說，女兒從四五年級開始就陸續報讀“蹲坑班”。“家長也直接稱其為‘坑班’,就是一些重點中學開辦的培訓班，主要講授奧數等。關鍵在于，上課的內容往往和這些重點初中最后選拔考試的內容有一定吻合。而這些學校還通過或明或暗的途徑向家長們傳遞這樣的信息：學校將來會從這些課外班中選拔優秀人才，參加這些課外班的孩子在報考本校時會有‘優先權’”。

　　“只有上‘坑班’的學生知道考試時間，有考試資格，沒有上班的學生就算在考試的時候到了學校外面，學校老師也不會承認里面正在舉行選拔考試。”付燕說，自己就曾感受過站在學校外面看著別人的孩子考試而自己的孩子“沒份考試”的那種無可奈何。

　　家住西城區的錢芳算是比較幸運的，丈夫在西城區一家國企，和附近的一所重點小學有“共建關系”，單位每年有名額，適齡職工子女可以“破例跨區”上這所學校。

　　不過，共建名額也要競爭。“大概每年一兩個指標，三四年前差不多找找關系都能上，現在明碼標價一個指標10萬元。”對于工薪階層的錢芳家來說，10萬元已是一人的全年工資收入，但她說，“能交這筆錢我可高興了，多少人捧著錢不知道給誰呢。”

　　“劃片”與教育公平

　　“如果沒有條件上的差距，誰不愿意就近入學呢？”

　　面對記者“為何要舍近求遠擇校”的問題，很多家長給出了相似的回答。

　　“我就這么和你說吧。現在毛毛上的學校，很多教學實驗設備是從外國進口的，學生的文藝演出在大劇院，甚至有出國演出的機會。我同事家的孩子上的重點中學，校慶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顧婷說，這些都是其他學校比不了的。

　　教育資源不均衡被認為是擇校熱的直接原因。

　　“義務教育的區域環境應實現校際均衡，才能拆分優質學校與權力掌控者的利益共同體，使擇校問題得到根本性矯正。”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政府應轉變教育資源配置模式，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對薄弱學校的扶持，來縮小校際之間的差距。

　　此外，他強調義務教育應是政府向公眾提供的公益產品，每一個人都應平等享受義務教育資源，各地必須建立公眾有權參與教育決策、監督的教育管理制度。

　　2006年9月1日實施的義務教育法中明確規定，推進義務教育均衡是地方政府發展義務教育的首要職責。但熊丙奇坦言，正是一些部門在實際中的“懶政”行為才致使這一問題長期治理無果。他覺得，必須增加相應的監督和問責制度，才能促進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更重視、更有效地去解決這一頑疾。

　　“此次教育部文件明確提出的義務教育劃片就近入學打破了以往‘推優’、電腦派位等種種升學、招生模式。如果這一政策能夠切實推行，就能把不少家長從小升初的競賽當中拯救出來，更加有利于教育公平。”熊丙奇說。

　　不過，熊丙奇也明確表示，如果我國的“學區制”主要內容就是劃定就近入學范圍，那么，其價值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恐怕也難真正做到學區內的教育資源均衡。

　　熊丙奇建議，要想實現教育公平的劃片入學，就必須打破行政治理體系。首先，應該在每個區縣教育局(區域)建立學區教育委員會，委員由政府官員、立法機構成員、校長代表、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社區居民代表共同組成，該委員會是重大戰略決策的機構。由學區教育委員會民主決策產生的資源配置方式，將會改變以前行政主導的方式。記者趙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