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校鬧”問題必須著眼制度層面，注重頂層設計，加快推進《學校安全法》立法進程。職能部門也要對各類“校鬧”事件堅持“零容忍”，依法加大打擊力度。

　　近年來，湖南一所大學因一名學生在校期間突發疾病導致腦死亡，一直在醫院搶救，背上了沉重的經濟包袱。每當這名學生在醫院欠費之時，便是家屬來學校鬧事之日。學生家長更是開出了要學校一次性賠償800萬元的天價。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由學生人身傷害事故引發的“校鬧”事件不斷升溫，大有和“醫鬧”并行之勢。“校鬧”事件不分大、中、小學，家屬輕則圍攻學校領導和教師，重則聚眾游行靜坐、堵門堵路，沖擊學校和教育行政部門、甚至伴有打砸行為。

　　“天地君親師”，在我國的傳統中，教師一直與至尊天地和人倫父母一樣受到尊重，學校更是莊嚴神圣的地方。令人遺憾的是，一些學校和教師如今卻因學生事故人身傷害事故而被置于風口浪尖，不得不承受一些壓力和非議，有的甚至被迫中斷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其實，不管在哪個國家，只要有學校和學生，就難免學生傷害事故發生。為什么在西方國家能依法依規得到妥善處理的學生傷害事故，在我國卻演變成備受社會和媒體關注的“校鬧”事件？每一起“校鬧”事件背后都有其復雜的成因，具體原因要具體分析。但此類事件一再發生，就有理由考問制度之弊。

　　考問之一：法制缺失。關于學生傷害事故處理，可以直接遵循的只有教育部2002年頒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教育部等10部門2006年頒布的《中小學幼兒園安全管理辦法》和一些地方法規。這些部門規章一方面缺乏法律強制約束力，另一方面對各類傷害事故應如何補償缺乏具體規定。由于無法可依，一些學生家長往往“信訪不信法”，信奉“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由此衍生成了大大小小的“校鬧”事件。

　　考問之二：政策缺陷。前文所述某大學因腦死亡已成植物人的學生，住院已近兩年，花費了100多萬元。但依據現有的社保政策，大學生醫療保險及大病困難補助只能報銷不到10萬元。這應是一些“校鬧”事件當事人的無奈之舉。我國的大學生社保政策從制度設計到保障水平都存在不少缺陷，比如意外突發疾病沒有納入18種特殊疾病之中，進統籌的范圍和報銷比例只能按照普通病例對待，財政部門對大學生大病合作醫療未出臺補助政策等。此外，針對學生意外死亡的保險理賠過低也加大了事件的處置難度。

　　考問之三：管理缺位。在處置學生傷害事故時，由于法律、政策未對各部門的職責作出明確界定，導致一些地方和部門不愿或不敢管，難以形成工作合力。有的地方擔心釀成群體性事件影響政績，甚至要求學校“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以維穩為由要學校作無原則的讓步。殊不知這樣是非不分、犧牲原則和稀泥的做法，只會“按住葫蘆浮起瓢”，讓家長看到了“校鬧”的好處，只會給學生意外事故的處理留下隱患。

　　“校鬧”事件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如果任由發展，可能會和“醫鬧”一樣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突出問題。當然，解決“校鬧”問題是一個長期復雜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方面我們要認識到，解決此類問題必須著眼制度層面，注重頂層設計，加快推進《學校安全法》立法進程，加快社保政策和保險政策的統籌協調，將法治精神貫穿于預防和處理學生人身傷害事故的全過程，用相關政策托底學生人身傷害事故的救治和賠償；另一方面要立即行動起來，職能部門要對各類“校鬧”事件堅持“零容忍”，依法加大打擊力度，維護健康和諧的育人環境。

　　如此，才是減少“校鬧”事件頻頻發生的治本之策。

　　(■劉靜 作者系湖南省委教育工委維穩辦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