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前伊拉克首席武器核查員、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員斯科特·里特日前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對美國在烏克蘭生物實驗室里的所作所為，絕對有必要進行嚴格核查，只有這樣才能證明美國是否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從國際法角度限制了各國生產、存儲和使用生物武器，但美國一直拒絕簽署公約的核查議定書。美國辯稱，核查有可能威脅到美國國家安全和商業機密信息安全。不難看出，這僅僅是美國拒絕核查機制的借口，根本的還是該軍控條約束縛了美國的手腳，限制了美國追求自身利益的靈活性。由于美國的反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在近20年內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里特認為，無論出于何種原因，美國作為2001年唯一否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的國家，不應當繼續阻撓國際社會完善這份有約束力、全球性、非歧視的法律文書。

美國在生物武器方面有著抹不掉的“黑歷史”。二戰結束后，美國為得到日本731部隊細菌戰數據資料，向世界隱瞞了該部隊的滔天罪行，甚至讓其頭目石井四郎擔任美國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顧問。一些被曝光的731部隊人體實驗報告上，甚至赫然印著“馬里蘭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戰實驗室”的清晰字樣。即便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實驗室后來換了塊美國陸軍傳染病醫學研究所的招牌，但其進行秘密生化實驗的事實，卻是不容否認的。至于美軍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中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也被美官方文件“實錘”。

不僅如此，美國還在加速推進生物軍事化研究。目前美國生物制藥的研究工作結合了基因工程、分子建模等新技術，并將其應用于開發具有軍事意義的生物制劑。德特里克堡基地也開展了大量生物軍事化活動。

根據有關報道，包括在烏克蘭的26處生物實驗室等合作設施在內，目前美國國防部在全球30多個國家控制了336個生物實驗室，并存儲了大量危險病毒，這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擔憂和反對。里特認為，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毫無疑問”是由美國主導的，它們是依據烏克蘭與美國2005年簽署的備忘錄開展的，而該備忘錄的法律依據是美國的“減少威脅合作計劃”。美國國會在蘇聯解體后通過了該計劃，目的是遏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能力。

此外，雖然美方的行動打著“生物合作參與計劃”的幌子，但詭異的是，與所在國衛生部門接洽的機構卻是美國國防部。換言之，這些由五角大樓所轄機構直接出資、管理和運營在境外的生物實驗室，根本不是所謂的中立民用科研機構。

美國《1989年生物武器反恐法案》起草者、伊利諾伊大學教授弗朗西斯·博伊爾曾披露，在美國設在境內外的數百個實驗室中，約有1.3萬名科學家致力于研發對疫苗有抗性、對人體有攻擊性的新菌株。俄羅斯聯邦消費者權益保護和公益監督局局長安娜·波波娃表示，世界暴發新流行病的中亞地區分布圖，與美國防部布局的海外生物實驗室分布高度吻合。而駐韓美軍無視韓國未經任何申報程序就向韓國境內秘密運送有關物質并進行生化實驗，危害民眾生命健康安全的問題，也被韓國民間團體提起訴訟。

生物軍事化活動是事關國際和平與安全、事關各國安全利益的重大問題。在全球化的當下，任何生物武器都有可能帶來一場全球性的危機，從而威脅到整個人類的生存。美方應切實履行公約締約國義務，對其境內外生物實驗室作出全面澄清，停止一切生物軍事化活動并接受多邊核查，這樣才能消除國際社會的疑慮和擔憂。（李明富、申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