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鮑羅廷與武漢方面堅決反對蔣介石擅自強令“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駐南昌”的決定，由此引發(fā)了著名的“遷都之爭”。

　　蔣介石“蒙羞”欲自殺

　　雙方僵持不下之時，蔣介石決定親赴武漢觀察形勢，并試圖說服武漢方面。蔣介石于1 月12日下午到達(dá)武漢，受到了極高規(guī)格的接待，稍休息后即赴歡迎會，到者約數(shù)萬人，蔣在會上演講。當(dāng)晚，武漢方面為蔣專門舉行歡迎宴會。這本該是其樂融融的場面，卻因蔣挑起的“遷都之爭”而變得更像是場“鴻門宴”。宴會之后，蔣介石記道：

　　晚， 宴會。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逾于此。為被壓迫而欲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伸中華民族之正氣以救黨國，俾外人知華人非盡是賤辱而不可侮蔑也。(《蔣介石日記》，1927 年1月12 日)

　　次日，蔣的不良情緒繼續(xù)發(fā)酵，徹夜未眠，灰心喪氣，以致動了自殺的念頭：

　　昨晚憂患終夜，不能安眠。今晨八時起床，幾欲自殺，為何革命而欲受辱至此？(《蔣介石日記》，1927 年1 月13 日)

　　到底宴會上發(fā)生了什么，讓蔣情緒一落千丈，有如此激烈的反應(yīng)，甚至要自殺呢？蔣介石并未記下“受辱”的細(xì)節(jié)。陳公博的回憶再現(xiàn)了當(dāng)時的情景。鮑羅廷與蔣介石談話時，對蔣的一意孤行感到憤怒，要求蔣尊重武漢方面的意見。鮑講了個西方故事，一個古代的專制君王不聽別人意見，不許大臣們講話，大臣反駁說“只有狗是不會說話的”。蔣介石對此不敢當(dāng)面駁斥，但覺得被喻為專制君王是受到莫大的污辱，非常委屈，并將此上升到外國人對中國人侮蔑的高度，遂生與鮑羅廷不共戴天之心。這次“受辱”使蔣終生難忘，以致他在三十年后的1958 年的日記中，仍咬牙切齒地提起鮑羅廷對他的羞辱。

　　17 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臨時會議上說明中央暫駐南昌之必要性，遭到多數(shù)人的反對。蔣意識到鮑羅廷是武漢方面的后臺，他與武漢方面的矛盾不易調(diào)和，便采取隱忍不言的策略，不再公開宣傳自己主張。

　　18 日，蔣介石離開武漢。次日，船到九江，他不再隱忍，見到程潛就直言：

　　余與鮑爾廷不能相容，既不能為國雪恥，何忍復(fù)為余辱國？革命至此，總受帝國主義與外人壓迫，何如及時辭我以謝國民，與已死同志之靈。否則，殆有自殺而已。(《蔣介石日記》，1927年1 月19 日)

　　20 日，蔣介石寫下了一大段類似“遺書”的文字：

　　余既不能為國雪恥， 何忍為余辱國。今日情況，余惟有一死，以殉國難，為中華民族爭人格，為三民主義留精神，使全國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蘇俄解放被壓迫民族之主義，深信其不誤，然而來華如鮑爾廷等最近之行動，徒使國人喪失人格，倍增壓迫，與其主義完全相反，國人有知，應(yīng)驅(qū)而逐之。蘇俄同志如誠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國際信用破產(chǎn)，應(yīng)急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復(fù)至帝國資本主義之道路，則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則，余雖一死，不足救國，且無以見已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國同胞速起以圖獨立自主，不負(fù)總理卅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盡，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謝同胞。自知誤信鮑爾廷之非，何敢再誤國民以為萬世罪人也。中華民族獨立自由萬歲！(《蔣介石日記》，1927 年1 月20 日)

　　蔣介石痛恨鮑羅廷，但他深知鮑對國民黨與政府有著重要的影響，且鮑的背后的蘇聯(lián)援助也是蔣所需要的，以蔣當(dāng)時的實力，驅(qū)逐鮑羅廷并無把握，說不定是自尋死路。所以蔣既要有勇氣，也需要策略。他開始是有些懼怕，敢怒不敢言，“消極異甚”，無奈之下，也數(shù)次夸張地想到以死來“喚醒”國民黨人的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