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述，河南的同志用丹水縣、析邑、析縣、三戶城、商密5個古城遺址確定下來的地理位置，來最后推定于村的具體位置，可信度應當是比較高的。
　　(四)侯甬堅：商鞅所封十五邑應以商邑為中心，并不存在一個于邑
　　學術界的研討、爭論歷來是極正常不過的事情，但有時候往往會出現反復，舊日的論證結論可能又會被重新拉回原點，再起新的風波。“于邑”有無的問題，就是一個案例。
　　侯甬堅先生是陜西師范大學的歷史教授，他自攻讀碩士研究生時，就開始悉心研究商洛通道的歷史文化，著有《丹江通道述論》、《商洛道的歷史發展歷程》等歷史著述。他在《論唐以前武關的地理位置》一文中，大膽提出了“于商十五邑是指以商為首的十五邑，并不存一個于邑”的新觀點。因為當時我們大家都在市縣忙于修編新地方志書，對于商洛通道的磅礴歷史尚涉獵無多，所以對于侯先生提出的觀點基本沒有回應，當然也沒有引起爭論，因而將這一存在嚴重分歧的問題延遲至今。
　　侯先生的觀點是，“秦孝公時衛鞅受封于商十五邑，與楚國直接對壘。一般認為，商邑位于商州，于商地處內鄉縣西面。于邑果真在今內鄉一帶，戰國時武關就不可能在今武關位置上，因為于邑不可能懸置在邊關之外。依據春秋戰國時代的形勢，秦楚間屢起釁端，楚國一再加強析邑邊防力量，秦國并無在丹江下游設立于邑的條件。因為：(1)析邑為楚人所有，秦人在析邑偏東設立于邑，置重臣商鞅于虎口，于事于理難以講通；(2)秦國設商塞，武關于兩國接壤地帶，不可能將于邑隔在關外；(3)在商鞅南逃過程中，文獻資料僅提到邊關(即武關)和商邑，而未提于邑，于邑在其它場合亦未單獨出現。”
　　在提出上述觀點的同時，侯先生又進一步闡述了他自己對“于商十邑”的基本認識及歷史解釋。他在文章里這樣寫到，“《戰國策》第三卷里說：‘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于商，號為商君’；《水經注》濁章水篇，引《竹書紀年》：‘秦封衛鞅鄔商，改名為商’。這兩處均單作‘商’，而不作于商，又改鄔為商，均可注意。《史記·商君列傳》所說‘商于之地方六百里’，《越世家》作‘商于、析、酈，宗胡之地’，《戰國縱橫家書》作‘秦將不出商于(于)’等等，地名用字前后變換使用，戰國時代的商于似為一個地方，單作商字的記載即可為證。改鄔為商當是商于或于商一詞的來源(本文作者插注：西漢末，當鄧曄、于匡起兵時，析宰曾統率數千士兵駐守在鄔亭這個地方，以拱衛武關。侯先生認為，根據鄧曄、于匡部隊的行軍路線，鄔亭當建在今西峽縣西坪鎮或商南縣富水鎮那樣的河川平地之上)。陳逢衡先生在《竹書紀年集證》里認為：‘于讀為烏，當即鄔邑，舊名止鄔，今改曰商，故謂之商于。’雖然鄔改成商，但人們一時不能習慣，在使用中有單稱商的，也有商或于商連稱的”。總之，上述侯文是一篇引據高出、前堵后防、論述十分縝密的宏文大論，就這樣便將商于古道上的一處重要結點地——于邑輕易地否定掉了，斷然地判其為“不存在”。
　　當然，我們如今審視侯先生提出的這一論斷，應該注意到他立論的目的純粹是為唐代以前的武關地理位置劃地設牢的。不否定武關之外的于村，指實今天的武關即唐以前的武關的觀點就不可能立起來。而他提出的三個理由卻不符合春秋時的秦楚形勢。楚熊渠逐漸強大始稱王之際，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撇開天下共主的周王朝，擅自攻打庸國，并且分封自己的三個兒子于“江上楚蠻之地”的勾亶、鄂和越章(當然事后又懼于列國輿論壓力，悄然撤去封號)。為何戰國時候已有“虎狼之國”兇猛稱號的秦國，就不敢在商鞅打敗趙國、吞并河西之地之后，榮膺重封，將他的封地越過武關，跨入楚地的于邑呢？秦孝公當時置商鞅封地于秦楚交接錯壤之地，目的就是要將“商于之地”當作覬覦楚國的前哨陣地。不然，孝公怎能舍得將他所喜愛的重臣食邑安排在關中之外，鄙在秦嶺山中的郊野地方呢？商鞅當時已權傾朝野，功高蓋世，卻也樂于接受這一封邑，為什么呢？顯而易見，他們君臣當時對這個封邑安排應該是有一定深意和企圖的，純粹是一種莫與外人所道的戰略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