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12月10日電 據美國媒體報道，現在眾所周知，與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就業人群相比，專業人士結婚的可能性更大，離婚的可能性更小。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的美國社區調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數據顯示，2013年20至49歲的男性中，56%的專業型、管理型和技術型職業人士已婚，而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已婚者比例僅為31%。
文章稱，有人稱，兩者之間產生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工薪階層男性，特別是在這個階層中占多數的白人，對傳統價值觀的認同降低。可能他們在求職時不像父輩和祖父輩那么勤奮，所以未能找到婚姻所需要的穩定工作。
但對歷史人口普查數據進行一些挖掘就會發現，在至少130年的時間里，婚姻方面的階層差異和美國白人當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相關。歷史數據還表明，堅持認為結婚率差距完全是價值觀問題的那些評論人士，幾乎可以肯定是搞錯了。
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的人口統計學家已將人口統計數據匯編進了“綜合公共利用微數據系列”(Integrated Public Use Microdata Series)。這些數據告訴我們，當今時代并非美國首次出現巨大的結婚率差距，至少是第二次。另一次出現在19世紀末。克勞迪亞·戈爾丁(Claudia Goldin)、勞倫斯·F·卡茨(Lawrence F. Katz)和羅伯特·A·馬戈(Robert A. Margo)這三位經濟學家認為，這兩個時代的相同之處在于，經濟不平等居高不下且日益加劇。
首次出現結婚率差距是在1880年至1910年期間。那個時期被馬克·吐溫(Mark Twain)形容為“鍍金時代”(Gilded Age)。不斷發展的工業經濟提高了中高層管理人員的總人數。學校教育的延長提升了對教師的需求。同時，1880年至1900年期間，報紙發行量翻了兩番，擴大了對編輯和記者的需求。白領專業人士在就業市場上的收益得到了鞏固，并且他們還大量走進婚姻。
與此同時，獨立工匠和手藝人的財富縮水，因為他們的小店鋪被大型工廠取代了。本可以找到熟練學徒和雇傭工崗位的年輕人，卻變成了低收入的工廠工人或服務業從業者。他們的結婚率較低。
在被部分人稱作“新鍍金時代”的過去幾十年里，不平等再次居高不下并日漸加劇。有本科學歷的就業人群發現，自己的收入遠遠超過了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因為技術變革，勞動力市場的中間部分被掏空了。生產流程外包導致一家又一家工廠倒閉。底層的低技能服務業從業者規模擴大，而頂層的精英人士在新增收入中所占的份額日漸增大。
并非巧合的是，我們發現，年輕的專業人士當中，結婚比例也較高，盡管他們可能會將婚禮推遲到事業開啟之后。
在我們已經轉型的經濟中，接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是處于優勢地位的參與者：男女雙方可以獲得兩份收入，為婚姻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相比之下，我們發現，在僅有高中學歷的人群中，已婚人士的比例出現了下降。他們卡在了勞動力市場的夾層中，如今已經找不到祖輩那種穩定而薪水體面、可以支撐婚姻的工作了。
因此，人口普查數據所證明的，是經濟不平等與結婚率不平等之間的有力聯系。自1880年以來，結婚率差距和收入差距一直存在關聯。在工資水平差距更大的時代，結婚率的差距也會更顯著。
在二戰后繁榮的年份中，貧富差距水平低而穩定，結婚率也相差不大，所有群體中的已婚者比例都創下了歷史新高。
當然，經濟差距和結婚率差距的變動趨于一致，并不能證明前者是后者的原因。不過，在看到人口普查的數據之后，很難相信就業市場的狀況與中產階級、工薪階層和窮人之間的結婚率差距無關。毫無疑問的是，沒人會認為，在第一次鍍金時代，結婚率的巨大差異是男性不愿意努力工作造成的。恰恰相反，他們工作的時間很長，工資水平卻非常低，常常要讓家中的男孩去賣報紙、女孩去別人家里當傭人，才能維持生計。
此外，人們常常把窮人中產生的差距歸咎于政府的社會福利項目，比如單親家庭的現金補貼、失業救濟和食品券。但這些福利項目是從上世紀30年代才開始的，因此在那之前半個世紀的結婚率差距，并不是由此造成的。
不過，盡管文化變革并不是決定階級之間結婚率差距的主要因素，但它卻影響著未婚人士的生活狀態。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單身男女很少同居，幾乎沒人未婚生子。反對婚前同居和生子的社會規范十分強大。
而過去幾代人的時間里，這些規范已經弱化。如今，未婚男女同居的現象十分普遍，人們也廣泛認為未婚生子是可以接受的。與19世紀末的人不同，今天工薪階層的年輕人當中，許多人應對結婚難的辦法是，找個伴侶同居，不結婚就生育。如果關于家庭的社會規范一成不變，就不會出現這種趨勢，即使近年來收入不平等出現加劇。
文化變革當然也是如今結婚率差距的一個因素。但如果說沒有大學文憑的年輕男性不結婚是因為他們太懶，就把問題簡單化了。真正的原因是，在我們不平等的經濟里，那種讓他們不再無所事事的就業機會，已經變得十分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