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過“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但關于中國模式的話語權一直沒有掌握在中國人自己手里。“北京共識”于2004年由美國人雷默提出，就是一個證明。國內外一些人甚至長期漠視、否認中國模式的存在。目前這種狀況正在悄然改變。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中國道路、中國精神、中國力量等理念和范疇的提出，使中國模式的面貌不斷明晰，更加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中國模式既屬于中國又屬于世界，既發展中國又造福世界。
理解中國模式的幾個維度
理解中國模式，可以結合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實踐、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對獨立自主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從經濟發展、國家治理和文明復興等維度來進行。
經濟發展模式。列寧以及蘇聯對于如何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如何在落后國家取得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問題進行過探索。但隨著蘇聯解體，這種探索最終并沒有取得成功。社會主義模式能否走通，世界在看中國。經歷近代洋務運動、維新變法等實踐，經過幾代領導人帶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懈努力，中國不僅解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如何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的歷史難題，而且走出了古老文明實現趕超和復興的人類文明發展新路。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實現年均近10%的增長，總量躍居世界第二，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率先企穩向好，這與大多數西方國家仍在困境中掙扎形成鮮明對比。2012年西班牙前首相費利佩·岡薩雷斯在西班牙《國家報》上撰文說：“每一次訪問中國，無論時隔多久，反映世界新局勢的歷史現象都會令人感到驚訝：中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崛起，而歐洲人在掙扎著不要沉沒”“我們不知道如何阻止這一進程，更不用說逆轉了”。一些西方知名學者認為，中國正在跨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邁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這是亞洲“四小龍”后唯一成功的案例，正在激勵更多新興國家實現趕超。
從經濟發展層面可將中國模式內涵概括為“五個統一”：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有機統一，在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制度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發揮市場作用；效率與公平有機統一，效率體現于市場配置資源的即時性、有效性，而公平不僅是起點公平、過程公平，還強調結果公平，尤其是實現共同富裕；改革與開放有機統一，通過改革促開放、通過開放促改革，既對世界開放也促進世界對中國開放，既改革自身也促進國際體系改革；快速發展與可持續發展有機統一，強調快速發展絕不能犧牲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也不能不要適當的發展速度；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局部目標與全局目標有機統一，在全國層面實行“五年規劃”與“三步走”相結合，在各地區和各行業主張目標與手段的差異性、靈活性，達到總體穩定而局部靈活。
國家治理模式。法國啟蒙運動領袖伏爾泰曾將中國描繪為“世界上治理得最好和最智慧的國家”，這大概是從國家治理層面對中國模式的最早肯定。近年來，一些西方有識之士開始拋開意識形態偏見，客觀看待中國治理模式，肯定中國的治理水平和治理成效。《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在文章中指出：“當現實有需要的時候，中國領導人可以修訂法律法規、制定新的標準，改進基礎設施，促進國家的長期戰略發展。這些議題在西方國家的討論和執行，需要花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弗里德曼的這段文字，從高效角度對中國國家治理模式進行了肯定。
從國家治理層面可將中國模式內涵概括為“四個統一”：民主與集中有機統一，各地區、各部門適度分權，發揚民主和調動積極性，但全局和整體上適度集中權力，確保整體、長遠和根本利益；分與合有機統一，在社會治理各領域按照不同問題性質和規律，實施分工協作，既強調擔當精神又強調集體領導；摸著石頭過河與頂層設計有機統一，通過試點、推廣，總結經驗，形成若干小模式，最終推動頂層設計，成就大模式，并通過進一步實踐檢驗和完善已有模式、創造新模式；循序漸進與跨越式發展有機統一，簡政放權、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等都強調循序漸進，同時鼓勵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敢于并善于打破常規，實現跨越式發展。
文明復興模式。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在《現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指出，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現代國家，這就是秦漢時期就實現平民(劉邦)登上皇位的政治輪換，而迄今歐美沒有出現一位草根國王。因此，必須從上下五千年來理解中國模式的文化根基與民族底蘊。中華文明復興是復興、轉型與創新的三位一體，即實現中華文明從傳統農耕文明向工業(信息)文明轉型、從內陸文明向海洋文明轉型、從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轉型。當然，文明轉型并非否定傳統文明特質，而是中國身份的升級換代。這種轉型不是告別、否定過去，而是在繼承與創新傳統文明。這就是文明復興模式的時代內涵。
從文明復興層面可將中國模式內涵概括為“四個統一”：傳承與復興有機統一，作為文明國家，中國的發展模式、治理模式也是文明復興模式，是文明傳承與復興的統一；開放與包容有機統一，中國模式是開放模式，中國開放是全方位開放，中國模式是在吸收借鑒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基礎上的產物；轉型與創新有機統一，既實現古老文明轉型，又創新發展傳統文明，不斷釋放文明活力；追趕與超越有機統一，中華文明不以追趕西方文明為目標，而以創新人類文明為己任，它既超越中國中心論，又超越西方中心論。
中國模式的世界性意義
中國模式不僅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而且在發展和完善過程中越來越呈現出世界性意義。
還原世界多樣性。中國模式作為一種發展模式和文明復興模式，正在還原發展模式多樣性、文明與文化多樣性。中國模式對人類發展模式的豐富，得到眾多西方有識之士的認可。針對“全球化就是美國化”的說法，一些歐洲友人表示，幸虧有歐盟模式和中國模式，否則這個世界真的太美國化了，因為其他國家模式要么太局限于該國或該地區，要么不算成功，能夠產生世界效應的發展模式唯中歐而已。就這樣，和歐盟模式等一道，中國模式正在還原世界多樣性。
啟迪西方發展模式。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模式再度成為全球熱議的話題。西方政界、學界、媒體開始認真討論中國模式，開始自問中國為何“一枝獨秀”。德國前總理施密特表示，中國的持續成功發展不僅解決中國問題，也為西方走出困境提供啟示。中國模式也是對五百年來西方中心論的揚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一書中寫道，“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并且正因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才有令人驚嘆的威望”。
激勵發展中國家趕超。中國模式不僅體現中國成功推進現代化的自信與自覺，而且正激勵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告別唯西方馬首是瞻的迷思，走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最終實現現代化。以色列總統佩雷斯說，中國從貧窮到自立、從貧窮到繁榮，實現著中國夢，走出了中國路。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對解決中東地區的貧窮、失業、教育和科技落后等許多問題都有著積極啟示、激勵作用。近來，一些人唱衰金磚國家，中國模式又無形中承載著證明新興國家發展模式合理性的時代重任。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當一些國內人士還在為“西方月亮”大唱贊歌時，一些西方有識之士已在深刻反思自身，并對中國寄予厚望。這種現象值得注意。近半個世紀前，毛澤東同志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從今天的現實來看，中國模式就是這種貢獻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們增強“三個自信”的軟實力基礎。盡管中國主觀上不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但客觀上必須認識到中國模式不僅是我們發展自身的成功路徑，而且對地區治理和全球治理產生著越來越深刻的影響。概言之，中國模式既發展中國又造福世界。這是我們從實踐中得出的結論。
(王義桅 作者單位：教育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