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資源，省會城市經濟總量占全省的比重一般不低。通過對27個省份(不含直轄市)的省會經濟占比統計發現，有15個省會占比超過了1/4，有10個省會占比超過了30%。各省情況差異比較大，中西部省份對省會的依賴度明顯要比東部沿海高出不少。中西部省份往往“省會獨大”，沿海省份則多有“雙子星”。(《第一財經日報》11月12日)

　　如果區域內各種資源集中于一個城市，固然能夠造就國際化大都市的點狀繁榮，卻也會因為發展不均衡造成各種“大城市病”和“節日病”，并且無法讓更多人平等享受到發展的成果。所以，在分析北京的“大城市病”時，最常被提到的治本之道，就是遷出各種獨占資源；在分析春運交通與留守兒童等問題癥結時，最常被提到的未來愿景，就是區域均衡發展。

　　如果一個城市經濟總量占到全省經濟總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已經說明該城市對所在省份經濟十分重要，如果超過三成甚至五成，則說明一城獨大已經十分嚴重。我們的省會城市，大多都是經濟中心，這本身不難理解；但是，如果省會城市經濟總量占比過大，以至于一城獨大，則是亟待“引起療救注意”的“省會依賴癥”。這不僅難說正常，更需未來支付巨大代價，比如“大城市病”、環保問題等。

　　為什么美國多數州的政治中心都不是第一大城市？反觀國內，安慶、開封等過去曾經輝煌的城市，為什么一旦不是地方政治中心，就急劇衰落為默默無聞的普通地方城市？其中一個關鍵因素，也許就是行政權力。市場化程度越低，資源越向政治中心聚攏，越容易患上“省會依賴癥”。

　　在一些中西部省份，除去省會城市外，外地人一般很難再叫出其他城市的名字；而在沿海地區，這種情況就要好很多。反映到經濟數據上，像濟南、南京等沿海省會城市，在省內都不是經濟領頭羊，廣州與深圳、福州與廈門等“雙子星”現象更是多見。過去，我們更多強調并期待省會城市對區域經濟的輻射作用，卻在相當程度上無視省會城市將全省資源集于一城的“抽水”效應——“抽水”的過程，不是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而是以行政權力為主導。

　　在近幾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轄市、省會城市具有天然優勢，比如高鐵一般都以省會城市為中心展開，很多重大投資項目也都會選擇在省會投資。于是，人口和資源都越來越向省會城市集中，所有區域規劃全部圍繞省會城市展開，臃腫的大城市病越來越明顯，省會城市GDP增速越來越快，在全省經濟總量占比越來越高，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還是文化中心、科教中心……

　　如果這種一城獨大的發展思路不轉變，中西部地區的“省會依賴癥”只會越來越嚴重，區域失衡引發的種種問題也將愈發清晰地顯現。所以，在區域經濟層面，同樣需要充分的市場化，權力主導的資源過度集中，當引起足夠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