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維權：徘徊在“公私”之間

　　如果要評選21世紀最神奇的事物，互聯網無疑是最有力的競爭者之一。許多原本司空見慣的事，一旦在前面加上“網絡”二字，便會立刻顯得不同于以往。聊天變成“網絡聊天”，將“相識”徹底踢出了社交的必要條件；購物變成“網絡購物”，魔術般地抹去了買賣雙方之間的距離與空間。

　　今天的人們早已適應了那些被互聯網徹底重新定義的概念，潛移默化間，各類事務的“網絡化”，給社會生活帶來了不少永久性的改變。其中，與那些已經不新鮮的老黃歷相比，“網絡維權”無疑具有更顯著的公共話題意義。

　　每當有人路遇不平，遭受欺凌與侵害的時候，當事人與社會大眾都會自然而然地想到維權。最常見的維權，是感到不公的人向政府與司法機關尋求公力救濟，以圖“討回公道”的過程。“網絡維權”的興起，卻在依照特定程序逐級尋求公力救濟的既有模式之外，開辟出了一條新的維權路徑——直接通過吸引網友關注的方式，推動有關部門解決問題。

　　這種維權途徑的變化，其意義遠不止是將維權場域從線下“搬運”到線上，同時也意味著公力救濟和私力救濟之間的界線逐漸變得模糊。縱觀那些成功而典型的“網絡維權”案例，不論是性侵受害者親自現身指控加害方，還是主張維護知識產權的人與抄襲者隔空對質，在其維權過程中起到核心作用的，都是洶涌如潮的網絡民意。

　　就目的而論，通過網絡維權的人其實和通過傳統方式維權的人一樣，都是希望由政府或司法機關出面，給自己的委屈一個交代。從這個角度上看，任何維權行動的最終落點，都是謀求來自國家與社會的公力救濟。但是，“網絡維權”的特殊性在于：這種維權路徑，是以私力救濟的手段(發動網民、爭取輿論)爭取公力救濟的結果(立案、賠償等)。因此，“網絡維權”實質上兼具了公力救濟與私力救濟的作用。

　　對此，好奇的人難免要問：這種處于“夾縫地帶”的維權途徑，為何日益流行？歸根結底，“網絡維權”能夠流行的唯一原因，就是這種維權途徑確實有效。正是因為“網絡維權”模式不斷在實踐中取得成功，同時為當事人和社會帶來正面效益，才會有更多維權者選擇以這種方式直面公眾、走向輿論的前臺。

　　“網絡維權”的成功，一方面說明在特定條件下，私力救濟完全可以作為公力救濟的補充，在公力救濟未能覆蓋或是力有未逮的地方發揮更大作用；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網絡輿論的巨大影響力。這種影響力其實是一把“雙刃劍”，既幫助了維權者獲取更多社會關注，也有可能讓輿論走偏，誤導甚至欺騙不明真相的網民。因為，網絡上的“維權”信息可能并不真實，或者被別有用心者刻意為之，一起起不斷反轉的新聞和虛偽“網絡維權”的敗露，不時提醒公眾審慎對待網絡上的“聲討”和輿情。

　　對于日漸增多的“網絡維權”，有關部門不妨一邊反思并修補公力救濟體系的缺失與不足，一邊對私力救濟的社會潛能加以認真看待。與此同時，民間社會也要積極引導網絡維權向良性方向發展，從而將其正面價值放到最大，避免此類維權滑向極端。

　　楊鑫宇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