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的陳云和財經工作

　　70年前，時任中財委主任的陳云以大局為重，堅決支持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的決策，在戰爭期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取得抗美援朝戰爭最終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底線思維，將戰爭作為財經工作基點

　　抗美援朝對國內財經必然造成巨大影響。如何判斷？如何應對？對此，陳云的做法是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寧可把形勢想的壞一點，這樣才能有備無患、遇事不慌，即堅持底線思維。

　　1950年10月26日，陳云就給毛澤東并中央作書面報告，對抗美援朝后的時局發展作出三種估計。一是臨境戰爭，國內平安；二是臨境戰爭，國內被炸；三是臨境戰爭，敵人在我海口登陸，全國卷入戰爭。陳云指出，財經政策應“基點在戰爭上”，暫時應以第二種局勢為基點。同時，他提出縮小經濟投資與適當擴大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增加貿易收入，以應對軍費支出和可能的被炸后稅收減少。11月15日，陳云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提出“國防第一，穩定市場第二，其他第三”的方針，明確財經工作一切服從戰爭。陳云還提出“對支出用‘削蘿卜’的辦法，對收入用‘擠牛奶’的辦法”，“削蘿卜”就是盡量削減一切可以削減的支出，“擠牛奶”就是盡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財政收入，以從根本上解決財政緊張，滿足“國防第一”的要求。

　　多措并舉，確保國內金融物價穩定

　　國內金融物價能否維持穩定，直接決定我們能否有穩定的后方環境，進而決定能否有力支援戰爭前線，是能否取得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素之一。

　　志愿軍入朝第二天，中財委就下達《關于防止物價波動問題的指示》，提出對不同商品采取大量出售、有計劃提高價格出售和增加生產與進口等不同措施，還提出在特殊情況下“對物資缺乏而又關系人民生活重大的商品，采取統購統銷及配售禁賣辦法”的特殊政策。戰爭開始后，占銀行存款9成以上的公家紛紛提款，如繼續放任，當時的現金短缺將由4萬億元擴大為6—7萬億元，處置不當將會引起嚴重的金融危機，造成物價劇烈波動，后果不堪設想。陳云當機立斷，11月3日，經中央批準后簽署《關于凍結現金、穩定物價措施的指示》，要求大公小公的存款不許提。他認為不能給各部門現貨或者發鈔票，凍結存款雖然困難，“但比物價波動的大困難要好得多”。12月1日，陳云出席政務院政務會議，提出力爭戰爭情況下金融市場不亂，主要是力爭不增發鈔票，做到收支平衡。12月7日，針對市場上重物輕幣，游資向棉紗集中的問題，陳云起草了《關于統購棉紗的決定》，對棉紗采取統購統銷的辦法，增強了國營實力，起到了支援戰爭、穩定市場、保證人民需求的作用。此后，陳云推動了《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貨幣管理實施辦法》《貨幣收支計劃編制辦法》等文件的制定、出臺。這一系列舉措對確保國內金融物價穩定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準確預判，快速有力應對美經濟封鎖

　　抗美援朝之后，美國進一步加緊對中國經濟封鎖，陳云作出了超前、準確的戰略預判，有的放矢地采取了應對措施。

　　提早預見并采取應急措施。陳云早就指出：“我們要準備帝國主義的長期封鎖……在經濟上也要準備他們不買我國出口的貨物，不賣給我們需要的東西。”因此，在1950年7月開始，中財委和中央貿易部就大力布置搶購物資以防美凍結我資金，在7月到12月中旬期間訂購約2億美元的物資，并成功將其中2/3搶運回來。在美下令對我經濟封鎖后第10天，中財委就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停開一切向美日的購買證及許可證等7項緊急對策，盡量挽回或減輕經濟損失，也給輕視、敵視我國的西方勢力一個教訓。

　　判斷不會徹底同西方貿易脫鉤。美不斷加大對我國封鎖力度，甚至扣留我國在歐洲的貨物，日本等國家也緊隨其步伐。這種情況下，陳云卻大膽判斷我國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不會完全停止，“資本主義國家也仍需與我做買賣，即令美國也仍然需我豬鬃、桐油”。同時，陳云提出“我們的出口辦法，應該是易貨，而不是結匯”。后來事實證明陳云的判斷是正確的。此外，中財委還通過推銷土產、城鄉交流等方式，彌補出口減少和遲滯給市場和農民造成的暫時損失。

　　審時度勢，調整財經方針準備大規模經濟建設

　　在外戰爭是消耗，國內建設是增長，沒有足夠的增長，就無法支撐巨大的消耗。戰爭之初提出的財經政策最主要是對緊急狀態的應對，這種應對必然不能成為常態。陳云審時度勢地調整了財經政策，積極、主動為大規模經濟建設做了準備。

　　隨著志愿軍在朝鮮不斷取得勝利，雙方陷入打打談談的狀態，陳云便開始考慮新的財經工作方針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準備工作。1950年12月26日，陳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把“建設準備”作為1951年財經工作要點提了出來。此后又多次在中財委會議上提到。1951年1月30日，陳云主持中財委委務會議，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三年準備、十年建設”方針，要求各部門抓緊進行建設準備。4月4日，陳云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詳細將“經濟建設的準備工作”作為1951年財經工作要點進行闡述。9月8日，中財委提出“鞏固國防，穩定物價，重點建設”的新的財經工作總方針，將3項任務并列起來，完全有別于戰爭之初的方針。到了1952年1月15日，陳云起草與薄一波、李富春聯名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1952年財經工作方針“應放在和談可能拖延并能繼續應付戰爭這個基點上”。5月上旬，中央綜合考量朝鮮局勢和國內經濟建設，提出“邊打、邊穩、邊建”方針。隨后中財委召開全國財政會議，提出編制1952年預算要以建設為第一位，軍事為第二位，行政為第三位。并且，從1951年11月至1952年，陳云領導中財委承擔了“一五”計劃一、二稿的起草。

　　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陳云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不斷調整完善財經方針，使新中國不僅能支撐軍需、保持穩定，還能恢復經濟、抓緊建設。此外，陳云還在抗美援朝期間實際解決了大量后勤工作的重要問題，并時刻關注土地改革和鎮反運動，這些都為戰爭的最后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