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噪聲污染防治法》將于今年6月5日起施行

　　噪聲污染治理有新招

　　本報記者 史志鵬

　　小區旁的建筑工地機器轟鳴，窗外的廣場舞音樂過于喧鬧，隔壁裝修的電鉆聲此起彼伏……很多人在工作和生活中被各種各樣的噪聲困擾，對噪聲污染十分反感。不少人調侃，“我想靜靜”有時成了一種奢望。

　　前不久，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噪聲污染防治法》(以下簡稱《噪聲污染防治法》)。該法自今年6月5日起施行，1996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將同時廢止。由于城鎮化快速發展等多種原因，噪聲污染日益成為公眾關注的重要環境問題。受訪專家學者表示，新法的實施將為噪聲污染治理提供更多新招實招，還靜于民。

　　“睡個安穩覺咋這么難”

　　北京市朝陽區慈云寺橋附近某小區的租戶小樊，最近又沒休息好，一臉無精打采。“工作了一天很疲憊，睡個安穩覺咋這么難？”小樊感慨道。

　　原來，小樊所在小區的旁邊是東四環，車流量大，白天上班不在家還好，一到晚上，車輛行駛的聲音吵得人無法入眠。小樊起身打了個哈欠，接著說，“有時候好容易睡著了，過幾輛大車又給吵醒了，實在讓人抓狂。”

　　在朝陽區某老舊小區，噪聲是一提就令人頭疼的話題。“近些年，老舊小區加裝電梯，對我們老年人來說是好事，但電梯三天兩頭壞，每天‘叮咣叮咣’，吵得很！”住戶王大媽很無奈，“房子舊了，隔音也不好，晚上睡的時候很容易被樓上小孩的哭鬧聲吵醒。”

　　其他幾位大爺大媽也講述了相似的經歷，大家反映最強烈的是室內裝修帶來的噪聲。“不僅時間長，聲音還特大。”住戶李大爺說，“雖說晚上和中午不施工，但白天在家聽著也遭罪呀，不得已只能出去逛。”

　　伴隨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我們生活的城市日益喧囂。對于大多數人來講，噪聲并不陌生，但究竟何為噪聲污染，并非所有人能答上來。

　　“法律對噪聲污染內涵的界定也有一個發展過程。”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副院長竺效介紹，修改前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強調“超標+擾民”，可在實踐中卻發現，有些產生噪聲的領域沒有噪聲排放標準。為此，《噪聲污染防治法》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了“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的表述。他舉例解釋，小區安裝電梯、水泵、變壓器等共用設施設備，按照法律規定，建設單位應采取減振降噪措施，如果未采取措施而干擾了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學習，就屬于噪聲污染。

　　一般來說，噪聲污染分4類：工業噪聲污染、建筑施工噪聲污染、交通運輸噪聲污染和社會生活噪聲污染。生態環境部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生態環境信訪舉報管理平臺共接到公眾舉報44.1萬余件，其中噪聲擾民問題占41.2%，位居各類環境污染要素第二位。在所有噪聲污染中，社會生活噪聲投訴舉報最多。

　　事實上，除了擾民，噪聲還會對健康產生影響。從2003年起，每年的4月16日被確定為“世界噪音日”。根據世衛組織之前發布的《噪音污染導致的疾病負擔》，噪音污染不僅讓人煩躁、睡眠差，更會引發或觸發心臟病、學習障礙和耳鳴等疾病，進而減少人的壽命。該報告指出，噪音危害已成為繼空氣污染之后的人類公共健康第二殺手。

　　“噪聲源一旦停止發聲，噪聲立馬消除”

　　小樊告訴記者，為了更好入睡，他在網上購買了多款耳塞，“雖然還能聽到過車的聲音，不過聲音小了很多。”

　　“老媽歲數大了，經常休息不好。”住戶王大媽的兒子說，“現在市面上隔音產品也多，我打算給家里裝上隔音玻璃，盡量削弱外來噪音。”

　　在京雄城際鐵路途經的固霸特大橋上，一條800余米的隧道格外引人注目，大橋附近是北落店村。這不是普通隧道，而是世界首個時速350公里高鐵橋梁全封閉聲屏障，主體結構為圓形鋼架，外圍則采用金屬隔音板單元。這樣一來，高鐵駛過的噪聲及路面反射的噪聲將隔離在聲屏障內。

　　在傳播和接收層之外，控制噪聲源也有辦法。江蘇省蘇州市的沈女士說，自己家旁邊就是一所學校，以前每天課間操音樂一響，她就要把窗戶關上，可現在得益于“安靜操場”，已經不用關窗了。

　　沈女士口中的“安靜操場”，其實是一個定向廣播系統，采用了定向聲技術。據了解，通過這種技術，廣播聲音將集中在特定區域，減少對周圍環境的干擾。

　　“近年來，隨著科技在降噪中的應用，中國的聲環境持續改善，但要從根本上治理噪聲污染，仍面臨不少挑戰。”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胡靜指出，不同噪聲由不同部門分管，有的部門在管理權限分工上并不明確，如針對建筑施工噪聲，有的地方是環保部門管，有的地方則歸住建或城管部門管，群眾在碰到具體問題時常常搞不清楚找誰。

　　在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學研究會副會長孫佑海看來，噪聲污染取證難，需要引起足夠重視。“與其他污染源排污后污染物濃度容易長期殘留累積不同，噪聲污染具有瞬時性，即噪聲源一旦停止發聲，噪聲立馬消除。”

　　“有些居民的素質確實有待提升。”住戶李大爺說，他們樓里有人經常在家唱卡拉OK，鄰居們反映過，物業也多次派人勸說，可就是不管用。“有一次，派出所民警上門，這才停了，可沒過幾天又開始了。”

　　胡靜認為，噪聲污染和規劃不合理有很大關系，特別是交通運輸噪聲的產生，往往與基礎設施選址有關。“但如今社會發展變化快，新型噪聲源不斷出現，坦白來講，制定規劃時把未來情況全部考慮到也不現實。”以“先路后房”“先房后路”這兩個問題為例，胡靜談到，無論是哪種情形，當時噪聲可能都是達標的，但后來車流量大幅增加，由此造成的噪聲污染很難歸咎于哪一方主體，后期治理起來難度很大，需要綜合施策。

　　“既著力于‘治’，也著眼于‘防’”

　　“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加強環境噪聲污染治理”，這也是噪聲污染治理有關內容首次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繼‘十四五’規劃《綱要》后，《噪聲污染防治法》的出臺為營造安靜舒適的環境提供了有力保障。”竺效表示，這部法律完善了政府責任，同時加大了對違法企業的懲處力度。對地方政府來說，如果沒有完成聲環境質量改善規劃設定目標或者噪聲污染問題突出、群眾反映強烈，其主要負責人將被約談。

　　對企業而言，實行排污許可管理的企業應對工業噪聲自行監測，保存原始監測記錄并向社會公開。在噪聲敏感建筑物集中區域施工作業的企業，應設置噪聲自動監測系統，與監督管理部門聯網，保存原始監測記錄。“這是化解取證難的有效舉措。對違反規定的企業罰款，甚至責令限制生產、停產整治，也能起到督促作用。”竺效說。

　　備受關注的廣場舞噪聲擾民也有法可治了。新法規定：在公共場所開展娛樂、健身等活動，如果違反規定使用音響器材產生過大音量，拒不改正的，給予警告，對個人可處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

　　“新法既著力于‘治’，也著眼于‘防’。”胡靜表示，源頭防控體現在對合理規劃、產品噪聲限值等規定上。比如，各地制定、修改國土空間規劃和交通運輸等相關規劃，應綜合考慮公路、鐵路、民用機場及其起降航線等對周圍聲環境的影響；針對可能產生噪聲污染的產品，要求規定噪聲限值；施工作業優先使用低噪聲施工工藝和設備等。

　　目前，北京地鐵19號線一期工程已開通運營。F出入口是19號線牡丹園站唯一的地面出入口，緊挨牡丹園西里小區。建設時由于工期緊、任務重，工人們經常夜間施工，居民意見很大。在社區黨委協調下，牡丹園西里小區居民代表和施工方就噪聲擾民問題進行多次協商。最終，施工方給予居民夜間施工噪聲補償，并積極采取措施降低噪聲。

　　“以上案例為解決噪聲污染糾紛提供了很好的思路。”竺效說，新法強調多元治理，除了到法院訴訟，也鼓勵排放噪聲的單位、個人與受到噪聲侵害的單位、個人友好協商，通過調整生產經營時間、施工作業時間，采取減少振動、降低噪聲措施，以及支付補償金、異地安置等方式，妥善解決糾紛。

　　“人人都要增強噪聲污染防治意識，自覺減少社會生活噪聲排放。”胡靜表示，面對鄰里噪聲等社會生活噪聲，若是正常生活產生的，應有包容心態，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化解糾紛，而如果遇到有人任性干擾的情形，那就要拿起法律武器護好自己的寧靜空間。

　　國外噪聲污染防治措施一瞥(鏈接)

　　在德國，聲環境質量保護被列為重中之重。為凸顯對噪聲污染防控的重視，刑法第325條規定“噪聲污染罪”。對該罪的懲處貫徹犯罪預防理念，采取危險犯的立法原則，既懲罰故意犯，又懲罰過失犯，充分發揮了刑法作為社會最后保護屏障對聲環境質量的保護作用。

　　2005年，德國修訂《排放控制法》，進一步細化噪聲地圖。公眾可通過先進的科技手段更直觀地了解城市噪聲水平，從而參與到噪聲防控管理中。

　　在美國，立法機構通過制定詳細的噪聲污染排放標準，科學界定噪聲污染源，進而對噪聲污染進行管控。如1997年頒布的《噪聲防治法》對公民居住樓附近的聲源進行了嚴格管控，區分白天和夜晚，并對聲源種類、分貝、持續時間和次數進行詳細規定。

　　公眾參與制度貫穿美國噪聲污染防治全過程。《噪聲控制法》第2條b款規定，公眾可就噪聲防控措施提出質疑并加以干涉。第5條規定，任何噪聲控制規則的出臺，應當允許有利害關系的公眾直接參與擬定過程。第11條規定，除特殊情況外，公眾的噪聲控訴權不受限制，允許受噪聲侵害的法人、自然人就環保部門的侵權失職行為提起民事訴訟。

　　解決噪聲污染問題，日本以立法為主導，由政府具體規劃。在噪聲標準制定上，日本以忍受限度理論為指導，將公民的忍受限度(考量受害利益的生命、健康、精神感受等)，作為判斷公害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的依據，將公眾利益放在首位進行保護。在責任承擔方式上，《噪聲控制法》第六章“罰則”中第29條至第32條規定了污染者的刑事責任。

　　(本報記者 史志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