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文化拾趣】
1949年7月14日起，《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紛紛刊載《征求國旗國徽圖案及國歌辭譜啟事》。曾聯松從報上獲知此消息時，他的身份正處于從現代經濟通訊社秘書向上海市供銷合作總社調研科副科長的轉換中。
期望重新入黨未能如愿，曾聯松開始國旗設計創作
現代經濟通訊社是中共黨組織領導下編輯出版經濟新聞信息的經濟情報據點，無形中也成為團結經濟工商界愛國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線陣地。
曾聯松于1938年入黨，后因國民黨頑固派掀起二次反共高潮，為保存有生力量，上級黨組織決定讓曾聯松迅速撤離。曾聯松原本要去參加新四軍，因為皖南事變爆發只得中途回轉浙江。這時上級黨組織也已撤離，曾就此與組織失去聯系。
正因為此，在上海解放之初，曾聯松重回黨組織的心情十分迫切。然而，他的入黨申請書在轉交組織部門后很快被退了回來。曾聯松失去組織關系近9年需要調查，而上海解放初諸事輳集，一時還顧不過來。在實際工作中證實自己，成為曾聯松內心的強烈愿望。
正是憋著這股勁，曾聯松開始構思國旗圖案。他當時仍住在現代經濟通訊社宿舍，位于今華山路近鎮寧路口一帶。那是在一座荒蕪廢園中臨時搭建的板房，曾聯松住在二層，上有小閣樓，時值盛夏。曾聯松事后回憶：“十多天里，時而浮想連翩，時而伏案涂畫，廢棄的圖紙有一大堆。我首先著眼于政權特征，要把中國共產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大救星，人民解放軍是革命勝利的保證，廣大人民團結在黨的周圍，這個意思在國旗上表達出來。為此，我設計以紅色象征革命，以一顆內含鐮刀斧頭的大五角星象征共產黨、象征人民軍隊”。當他將大五角星以及環繞其外的四顆小五角星移向旗面的左上方時，國旗圖案豁然開朗。
應當是在8月上旬的后幾天，曾聯松完成國旗圖案的設計工作。他不僅用蠟光紙剪貼出國旗圖案，還撰寫了“國旗的意義”與“國旗的制法”，又原樣復制了一份自留。隨后，他另取一紙，留下現代經濟通訊社為通訊地址，作為底頁，而在封皮紙上端端正正寫上“國旗國徽與國歌”“設計者 曾聯松 一九四九年八月”字樣。事畢，曾聯松小心地將國旗設計稿對折起來，為避免在大五角星上留下折痕，有意在大五角星與小五角星之間再作一折，然后連同說明文字裝入大信封寄出。
8月11日，新政協籌備會第六小組辦公室收到曾聯松寄來的應征設計稿。當時收文編號為“第1232號”，時距截稿日尚余9天。8月14日，第六小組整理前些日所收應征稿件，重新將曾聯松作品登記為“1305”號，卻陰差陽錯地將此歸類為“應征國歌稿”。
曾聯松設計起初并非最優方案，且圖文皆經修改
8月22日，第六小組國旗國徽初選委員會在北京飯店舉行第一次會議，從征集到的1500件以內(后增至1920件、2992幅圖案)的國旗稿件中初選出16張國旗圖案。
兩天后(8月24日)，第六小組召開第三次全體會議。經商議，小組決定：國旗圖案有左上方留四分之一的設計稿雖較為美觀，但與美國及國民黨時期中華民國的國旗相似，不擬采用；為避免與蘇聯國旗雷同，擬不采取斧頭鐮刀形式。這兩條對曾聯松設計稿脫穎而出均具“殺傷力”。與會者一致認為“初選第十一號”較好，該旗上1/3部分為白底，左側綴一紅五角星，下2/3為紅底：“紅白二色分配適當，制作容易；紅星在角上旗不飄開亦能看見，紅星樣式亦與其他國家并無雷同，配色美觀，在象征上也適合征求條例。白色象征光明，紅色象征革命政權；紅星代表共產黨的領導。”因郭沫若在會間簡筆畫出紅旗上綴一星、下橫兩根藍條(后改為黃色)的國旗圖案，第六小組為此提請常委會審核的初選國旗圖案有17張。其中“初二十號”，可能就是曾聯松設計的國旗圖案，此應征稿封面有鉛筆手寫“No.20”字樣。
兩天后(8月26日)召開新政協籌備會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馬敘倫代表第六小組作了匯報，將“初選第十一號”等國旗圖案提交會議討論，周恩來當場肯定了第六小組征集國旗圖案工作。眼見大事即成，卻又峰回路轉。9月14日，第六小組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馬敘倫傳達了有關意見——歸國尚未抵平的陳嘉庚托人轉達意見，認為“初選第十一號”的白色不好，在太陽光下看不見。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層看中的是“初選第十七號”(黃五角星居紅旗左上，星下有一黃橫條)國旗圖案，但感覺“一條黃線把革命階級分截開了，遂將圖案之黃線改了一下”，即將黃線的左側截去。馬敘倫還傳達了毛澤東的話：“國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農聯盟，在國徽上可以表明。”鑒于國旗必須在一星期后開幕的新政協大會上提出討論通過，而且要為17日常委會開會提供參考，為此小組當場表決，以“初選第十七號”為第一推薦方案，并決定遴選征集到的國旗圖案，印成國旗圖案小冊子，以備全體政協代表分組商討。
于是，就印制了《國旗圖案參考資料》。該資料小冊子共收國旗圖案38個，所收圖案因經過復選，一律編以“復字”某號。其中既有朱德、吳玉章、郭沫若這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又有張仃、鐘靈、陽太陽、莫宗江等知名美術家，學美術出身而以詩歌聞名于世的艾青也有設計奉獻。其中位列“復字第三十二號”的，正是曾聯松的設計。不過，圖文皆經過了修改，不僅大五角星去掉了鐮刀斧頭圖案，且對說明文字作了簡化與修正，四顆小五角星原解釋為對應“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他民主人士等四大階級與集團”，已調整為：“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四大階級。”與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觀點保持一致。相應修改，據第六小組秘書彭光涵追述，是經小組討論商定后由其改定。
“初選第十七號”遭普遍質疑，毛澤東、周恩來矚目曾聯松設計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毛澤東致開幕詞，提及大會要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而“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一句，尤其給全體與會者留下深刻印象。
9月23日，第六組召集全體政協委員分為11個組，舉行分組會議，專題討論國旗、國都、紀年。《國旗圖案參考資料》的《國旗、國徽圖案評選工作的說明》，對國旗應征稿分四類介紹，其導向性不言而喻。前三類設計圖案，要么“有摹仿蘇聯國旗的感覺”，要么“難以美觀，且圖面復雜，與‘簡潔’之旨不符”，要么“構思設計，都不足取”。只有第四類“較其他各式似乎更好些(如復字第一號)；蓋紅色象征革命，五角星象征共產黨領導的聯合政權，黃色長條則可以代表中華民族發祥地的黃河”。盡管如此，與會者還是發表了許多不同意見。
當夜，第六組開會匯總分組討論情況，發現有關國旗圖案的意見最多。大多數代表都同意紅旗角上有一星及一黃條的圖案，只是對于星的顏色、黃條的粗細、位置、長短及象征的說明，略有不同意見。此外，還有三類意見值得注意。一是有人主張不應避免用鐮刀斧頭，否則工農即無法表明。二是主張采用朱德設計的復字第十五號(紅五角藍地紅旗圖案)，有張治中、邵力子、陳劭先等18人贊成。三是胡厥文、李燭塵、雷榮珂等15人主張采用復字第三十二號，即曾聯松的設計圖案。
就單純票選而言，代表第四類設計圖案的復字第一、二、三號三圖得票相加，贊成票就超過了政協代表的半數。照理說，這就獲得了大多數代表的贊同。然而，與會者對此結果普遍不滿。還有一些代表推薦其他圖案。總之，政協代表對國旗圖案的意見分散、莫衷一是，當時第六組秘書彭光涵住在中南海，沈雁冰為此囑咐彭盡快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當前困難情況，請示辦法。
公務異常繁忙的周恩來當夜即聽取彭光涵的情況匯報，并面詢建議意見。彭光涵回憶說，是他向周恩來推薦了曾聯松設計圖案。據《國旗分組討論綜合意見統計表》，如以復字第一、二、三號為一類，位列第一，以復字第四號(實即初選第十七號、第十一號)為第二，那么，曾聯松設計以15票位列第五。事實上，復字第三十七號也得15票，因其與復字第一、二、三號沒有根本區別，故可忽略不論。而得票在第三、第四的，分別為復字第九號(20票，張仃、鐘靈、周光誼設計，紅五星黃地紅旗)、復字第十五號(18票，朱德設計，紅五角藍地紅旗)。在幾下對照下，周恩來矚目于復字第三十二號，也就是曾聯松的設計圖案。
頗具歷史巧合性的是，就在9月23日當晚，毛澤東、朱德宴請程潛、傅作義、李書城等26名國民黨起義將領。張治中直言不諱地指出，他反對用一顆星加一條橫杠代表黃河圖案，紅底代表國家和革命，中間有一條杠，有分裂國家、分裂革命之嫌。況且以一條杠代表黃河也不科學，老百姓會聯想到孫猴子的金箍棒！這一觀點在政協代表中頗具代表性。吳藻溪委員兩天后(9月25日)寫信表達的意見與此不謀而合。
在即將付諸大會表決的國旗預定方案遇到顛覆性的意見后，毛澤東、周恩來以高超的洞察力矚目于曾聯松設計的復字第三十二號，并在此后的民主協商中表現出崇高的政治風范。9月25日夜，毛澤東在豐澤園會議廳召集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協商座談會，否定了“過去我們腦子老想在國旗上劃上中國特點”的設計理念，并向與會者推薦了曾聯松設計的圖案，稱“我們這個圖案表現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因此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紅地五星旗方案獲得在座者的一致贊同與好評。
第一屆人民政協會議通過新中國國旗方案，“五星紅旗”就此定名
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第一屆全體會議第六天大會，就新中國國都紀年國旗國徽國歌方案付諸表決。曾聯松設計的國旗方案不僅獲得順利通過，而且獲得了“五星紅旗”的名稱。曾聯松的設計稿僅強調“黃金色巨型五角星”與“四顆黃金色的中型五角星”的意義，并提及“旗面為紅地”，但沒有提出該旗應稱何旗。
就在那天會議上，馬敘倫代表國都紀年國旗國徽國歌方案委員會，向大會提交的《四個決議草案》顯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地五星旗，紅色象征革命，五顆黃星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可見提交大會審議的國旗初名為“紅地五星旗”。
經過充分討論，《四個決議草案》全部通過大會表決。當天會議簡要記錄稿如此記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紅……”，隨即將“紅”字劃去，改為“五星紅旗”四字。此記錄理應顯示：在報告大會通過國旗草案時，就提出了“五星紅旗”的名稱，改筆痕跡表明，執筆者原是按照會議材料習慣性地將通過的國旗寫成“紅地五星旗”的，聽到有了新的說法，這才改筆照錄。
按照周恩來指示，會議秘書處四位工作人員上臺，各執一角，展開紅綢黃星的五星紅旗。夏衍眼疾手快，在五星紅旗“分解圖”右側迅速記下這一歷史場景的時間：“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九時三十五分全場一致通過。”
身為第六小組聘請專家的艾青，當天創作《國旗》一詩，抒發了其躬逢盛事、親證“五星紅旗”誕生經過，詩情奔涌的心聲——
美麗的旗
莊嚴的旗
革命的旗
團結的旗
四顆金星
朝向一顆大星
萬眾一心
朝向人民的革命
我們愛五星紅旗
像愛自己的心
沒有了心
就沒有了生命
我們守衛它
它是我們的尊嚴
我們跟隨它
它引我們前進
革命的旗
團結的旗
旗到那里
那里就勝利
9月29日《人民日報》第8版刊發了這首詩。詩行中的新名詞“五星紅旗”，以朗朗上口的詩句進一步加速其在社會面的傳播。
10月1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開國大典，鮮艷的五星紅旗冉冉升起，從此光耀四方。
(作者：吳海勇，系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研究二處處長，上海市中國共產黨偉大建黨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