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在綿延幾千年的文明發展中，中華民族積累的經濟智慧與理性思辨形成了富有中國特色的傳統經濟思想。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需要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進行現代化轉換和創新性發展，使之與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相連接，這有助于進一步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繼承性、民族性和現實性。
一
經濟學本質上是歷史的科學。無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現代經濟學，其誕生都是建立在對已有傳統經濟思想、經濟學說批判繼承基礎之上的。《剩余價值學說史》集中體現了馬克思對經濟學理論原理和經濟思想歷史研究的結合。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專辟一篇“論政治經濟學體系”，從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相結合的視角對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經濟學說進行了回顧和評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離不開對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挖掘整理。但從當前國內高校經濟學學科體系的布局來看，對中國經濟思想史課程教學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還體現的不夠。經濟思想史特別是中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尚屬于薄弱學科，還不能完全適應經濟學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的需要，亟待進一步加強。從教材建設來看，我們也缺乏貫通古今的有關中國經濟思想史的權威教材。
二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從古代中國經濟實踐和中華傳統文化中形成、發展而來，具有豐富的內涵。但中國古代并無專業的經濟學家，許多有價值的經濟觀點通常混雜在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治、哲學等論述之中。因此，當代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史研究者所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對傳統經濟思想的形成、傳承、發展進行過程描述、線索勾勒和價值判斷。這個描述、勾勒和判斷的過程，實質上就是一個經濟思想“提煉”的過程，從中提煉出的思想、學說、理論、觀點，以及研究的方法和工具等，可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豐富滋養。
歷史上，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曾對歐洲古典政治經濟學特別是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形成產生過重大影響。法國經濟學家季德和利斯特早在1909年出版的《經濟學說史》一書中就公開承認了此點。經濟學家談敏在1992年出版的《法國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一書中，系統論證了法國重農學派的基本經濟觀點均有淵源于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顯著痕跡。此外，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的“常平倉”概念，也曾對大蕭條時期美國的農業立法產生過直接影響。我們構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應該高度重視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提煉、總結和提升，從中汲取有價值的思想養分和實踐借鑒。
三
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中國發展實際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精髓。從新發展理念的視角來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可以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重要思想養分。
其一，中國人對“創新”的認知源遠流長，早在西周《周易·雜卦》中就有“革，去故也；鼎，取新也”的論述。“創新”一詞則最早可見于南北朝的《魏書·列傳第五十》，其文寫道“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創新”在這里主要指制度的改革、體制的革新。創新發展理念在當下中國的落地，不僅需要制度創新驅動，也需要科技創新驅動。李約瑟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的挖掘，培根、馬克思對中國四大發明之于世界近代歷史進程影響的論述，都彰顯了中國古代有足資鏡鑒的豐富科技創新智慧和遺產。
其二，與協調發展理念相對應，中庸與和諧在中華傳統文化和哲學中被上升到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禮記·中庸》就提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董仲舒將“中”與“和”作為調節社會運行的基本尺度，擺在治國理政方略的重要位置，指出“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所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中國古代治理國家同時也講究系統思維、全局觀念。
其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在中國古代思想體系中占據重要位置，其基本內涵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對應著綠色發展的理念。堯舜時期我國就已設置了最早的生態保護職位——“虞”與“衡”。夏朝也形成了一系列生態保護的古訓，比如：“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到了西周時期又分設“山虞”“澤虞”“川衡”“林衡”等官職，分別承擔保護山、沼澤、江河、森林的職責。這些綠色發展的思想與實踐對于經歷了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當代中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家仍然具有重要價值。
其四，中華民族自古就以“天下大同”“協和萬邦”的寬廣胸懷，在不同歷史時期陸續開展了與域外民族的文化交流，譜寫了“萬里駝鈴萬里波”的絲路長歌，造就了“萬國衣冠會長安”的盛唐景象，形成了“梯航萬國海相通”的宋元格局。尤其是進入宋元時期，圍繞海上對外貿易建立了一整套相互配套的管理機構，形成了一系列細致嚴密的制度設計，蘊含著開放發展的樸素理念。中國當前對外開放已經進入新階段，“一帶一路”建設和制度型開放都可以從古代開放封閉的歷史興衰中找到啟迪。
其五，從老子“損有余而補不足”、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到管子“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先秦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中就已形成豐富的共同富裕思想元素，這與共享發展的理念相通。《管子》一書集中吸收了先秦諸子各家治國理政思想，在《治國》《五輔》諸篇提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貧富無度則失”等觀點，并給出了“厚其生”“輸之以財”“遺之以利”“寬其政”“匡其急”“振其窮”等諸多富民措施。盡管諸多思想未能轉化為實踐，但先賢對共同富裕理想的探索和追求仍具進步意義，對新時代推進共同富裕有重要的現實啟示作用。
作者：陳旭東(上海財經大學中國經濟思想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地位與價值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