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①：新青年歌舞團在蕭山區三頭村文化禮堂演出。
朱凌海攝
圖②：專業舞蹈老師給村民排練舞蹈。
本報記者 鄭海鷗攝
新青年歌舞團在蕭山區尖山下村表演川劇變臉。
圖為受訪者提供
戴村鎮村民藝術團的演員表演越劇《盤夫索夫》。
圖為受訪者提供
11月10日，浙江杭州臨安區峽谷源村，不到下午1點，4歲的兒子拉著王秋冉就往村文化禮堂走。今天，杭州新青年歌舞團來村里惠民演出。許多孩子圍攏過來，看搭臺、看彩排，還想摸摸道具。等到2點半演出開始時，現場已是人山人海。
“我們等候的時間比演出的時間還長呢！”王秋冉說，“經常是這樣，盼著他們常來。”
20年來，杭州新青年歌舞團始終扎根鄉間沃土、惠民服務，從一個“草臺班子”成長為全國首家新三板掛牌的民營文藝院團、浙江省文化產業示范基地，找到了一條民營院團發展的新路子。
送文化——
每年送戲200多場，扎根鄉間創排作品，抓住老百姓的心
蕭山區衙前鎮，一場大雨突然降下，臺下的村民卻遲遲不走，演員們轉頭一看，喊一嗓子：“都去長廊！”于是，演員們在長廊里繼續演，觀眾蹲在一旁看，站不下的，就打著傘圍著看。
“我們始終被大家喜愛和需要，十分感動。同時也如履薄冰，一定要把服務搞得更好！”杭州新青年歌舞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釬說。
2004年，舞蹈專業出身的張釬來到杭州組建新青年歌舞團。七八位演員聚在一起，在城鄉接合部租下一間民房，地面坑坑洼洼，夏天是悶罐子，冬天到處漏風，演員們冬練三九、夏練三伏。
演員們將舞臺搭在老百姓“家門口”，最多時一天在各個村輾轉演出兩三場。舞蹈演員、現任新青年歌舞團團長的曾凡思一年最多演出200多場。
可是，新青年歌舞團的發展模式與其他民營院團并無多大差別——被動等演出、主動要演出。由于缺乏自主性和競爭力，瀕臨解散。
2007年冬天，為應對發展危機，隊員們討論后認為：制約院團發展的根本問題是沒有“金字招牌”“拳頭產品”，“有戲才能‘有戲’！要主動創作優質作品，抓住觀眾的心，積攢人氣，穩固地位。”
戲從哪里來？一年在村里演出200多場，新青年歌舞團對老百姓的喜好太了解了——現實題材作品和傳統文化節目最受歡迎。大家意識到，“我們過往3年的奮斗經歷，有血有肉、有笑有淚，不正是很好的素材嗎？”
集中精力搞創作。2008年，情景舞劇《在路上》被創排出來，講的是一群外來務工者在生存的挑戰中掙扎、拼搏的故事，幾乎每個情節都取材于真實生活。
曾凡思坦言：“每次跳完都會哭，這是我們自己的經歷、歲月的苦累、心中的夢想啊！”
戲到哪里去？排練完成，《在路上》首先走到工地。“這不就是我們的故事嘛！”不少觀眾邊看邊抹眼淚。臺上臺下的共鳴，無縫契合。
演員們知道，“我們抓住老百姓的心了！”
《在路上》先后在各個工地演出幾十場，場場爆滿。
各界好評如潮，《在路上》獲得包括浙江省戲劇節劇目獎等在內的多項大獎。
從扎根人民中得到藝術的饋贈，多部優秀作品相繼問世——《詞風·水調歌頭》展現中華傳統詩詞文化，獲得中國舞蹈“荷花獎”；《尋找雷鋒》講述青年進城務工者助人為樂的故事，人物鮮活生動，弘揚了正能量；反映田間地頭勞作場景的群眾文藝作品舞蹈《作裙》，深受老百姓喜愛……
金杯銀杯和老百姓的口碑都贏來了，新青年歌舞團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在路上》盈利30余萬元，《詞風·水調歌頭》盈利400多萬元……”張釬說，2013年起，新青年歌舞團徹底解決了“溫飽問題”，演出穩定增長，團隊擴大到百余人，還參與了G20杭州峰會文藝演出等國家級演出。
走得再遠，新青年歌舞團的堅守始終沒變——時刻不能脫離基層。于是在機制上特別強調：所有編導和演員晉升的首要標準是送戲下鄉必須超過500場，否則一票否決。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我們始終的堅守。政府支持，群眾歡迎，還帶來源源不斷的創作靈感。有戲演、有錢賺，院團就有前景、有希望。”張釬說。
種文化——
調動資源專業服務，留下帶不走的隊伍，服務群眾1200多萬人次
“一條運河村中穿，我家是那新新的岸……”晚上8點，蕭山區臨浦鎮通一村的文化禮堂燈火通明，婉轉的村歌傳得很遠。“發音要更準一些，氣息要穩，注意連貫性……”浙江音樂學院聲樂歌劇系碩士研究生朱昶宇，逐字逐句地給村民合唱隊隊員輔導。“老師很專業，也很耐心，我們都在努力學，爭取唱出咱村的精氣神！”拄著拐還認真學唱的村民涂曉琳說。
涂曉琳坦言：“擱在以前，村民是很難找到專業老師培訓的。”
每年送戲下鄉200余場，新青年歌舞團也看到了基層文化的短板——設施利用率不高，活動不成體系，文化隊伍不多……
廣大群眾的文化需求變化也被看在眼里。張釬說，早些年，老百姓常常是里三層外三層把演員圍起來。為什么？看稀罕，連演員化裝都好奇。往后，老百姓就問我們：“能不能不要演完就走，再教我們幾個節目？”
北京大學教授、國家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務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李國新表示，近年來，我國基層尤其是農村的公共文化硬件設施都建了起來，但普遍面臨有陣地、缺服務的問題，尤其缺乏長期、專業服務，其癥結在于缺乏人才。
2015年1月，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提出“建立健全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公共文化服務機制”“促進公共文化服務提供主體和提供方式多元化”。
新青年歌舞團馬上開始探索——在基層留下帶不走的專業隊伍。
2016年，新青年歌舞團創新推出文化管家服務模式——由政府購買，新青年歌舞團按照服務清單和百姓需求，派出專人長期駐扎基層一線，向老百姓提供一攬子公共文化服務。
“文化管家”也成為老百姓對派駐人員的親切稱呼。按照老百姓的說法，“光是在村子里看見一個個90后、00后文化管家青春的活力，便想跟著唱唱跳跳。”
在衙前鎮，企業多、年輕人聚集，文化管家李丹迪便有針對性地請來書法、八段錦、瑜伽等專業老師，讓上班族有一個充實的午間。
“文化管家做培訓、建隊伍、搞活動，我們有求必應，請來的老師水平高！”村民何飛娜說。
“諸生妙制、名噪洛陽”，說的是蕭山區戴村鎮顧家溪村的省級非遺項目顧家溪手工造紙技藝，可年輕人卻很少了解。文化管家走村入戶時了解到傳承人宣傳推廣的期待，便迅速聯系新青年歌舞團的國家二級演員李建平。李建平來到一線，創作了舞蹈《紙曰》，鄉村舞蹈團憑此在全省獲得群眾藝術金獎，許多年輕人也對這項非遺產生了興趣。
有了文化管家的助力，更多村民從“灶臺”走向“舞臺”，更多傳統文化被更好地挖掘、傳承、弘揚，文化禮堂也更熱鬧，空間效能穩步提升。截至今年10月底，文化管家打造一鎮一品項目近200個、一村一品項目近1000個，培育近1萬支群眾文藝團隊，服務群眾1200多萬人次。
李國新表示，作為專業的社會力量，新青年歌舞團創新服務機制，有效拓展了基層公共文化服務的廣度和深度。文化管家一方面對接老百姓的需求，讓群眾的文化生活豐富多；一方面調動自身力量和廣泛的社會資源，讓民營院團的專業人才有了更多用武之地。這一舉措實現了文藝與人民的“雙向奔赴”。
優服務——
“紅色文藝輕騎兵”走村入戶，推動鄉風文明更上層樓
孔璐瑤出生于1999年，喜歡跳舞、主持，大學時就是文藝骨干。畢業后，她應聘成為文化管家。“做自己喜歡的事，還能影響更多的人，很開心。”孔璐瑤發現，通過文化活動，村民和村子有了可喜改變，“比如，為排好一個節目、為村里爭取一項榮譽，大家眼里都是帶光的。一段時間下來，鄉親們積極向上、團結進取、密切溝通，個人面貌和集體面貌都煥然一新。”
像孔璐瑤一樣，更多年輕的文化管家在鄉土間找到了事業的方向和人生的價值，也慢慢改變著農村的精神面貌。
柴燕丹曾在鄉鎮文化站工作15年，2019年加入新青年歌舞團成為文化管家。柴燕丹說：“背靠新青年歌舞團團隊，平臺大、資源多，有能力和渠道找到更多高水準的老師為村民服務。”
文以化人、潤物無聲，新青年歌舞團送戲下鄉、文化管家駐扎基層，無疑是鞏固基層宣傳思想文化陣地和助力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力量。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舉什么旗、走什么路，300多項重要改革舉措清清楚楚……”在蕭山區黨灣鎮新時代文明實踐所，新青年歌舞團用一場快板書開展理論宣講，贏得陣陣掌聲。村民馬玉說：“接地氣、有感情，老百姓都聽得懂！”
“新青年歌舞團開展的理論宣講、志愿服務、矛盾糾紛調解等工作，內容豐富、群眾歡迎，推動鄉風文明更上層樓！”黨灣鎮黨建辦副主任孫春芳說，“我們要充分利用好這支‘紅色文藝輕騎兵’，推動基層宣傳思想文化工作走得更實更深。”
對一個個文化管家、文藝工作者，老百姓總是用樸實無華的方式表達內心的喜愛——遞過來的熱水和板凳，親切的招呼和擁抱，親手曬的蘿卜干、自家種的瓜果……
“我們的舞臺在鄉間。農村天地廣闊，青春大有可為。”說這話時，孔璐瑤嘴角上揚，自信而堅定。
《 人民日報 》（ 2024年11月24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