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燦若星辰，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中華法系源遠流長，凝聚著中華民族探索科學治理的經驗與智慧。兩者同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
保護文物的理念古已有之。禮刑并用，古代文物保護法制脈絡初顯。禮源于祀，自有氏族部落以來，敬天法祖，安祖于土，守祖于陵，宗廟社稷及祭祀隨葬品具有超脫于一般物的地位，受到景仰禮拜，逐漸形成一套倫理道德習俗。進入階級社會，統治者為保護祖先宗廟陵墓及財產，發布命令或出臺律制，對侵犯者予以嚴厲懲罰。禮制與刑罰初步勾畫出中國古代文物保護法制脈絡，很大程度上起到保護文物的作用。
先秦時期即有禁止盜竊寶器、盜墓等規定。《左傳·文公十八年》記載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民，賴奸之用，為大兇德，有常，無赦。”“器”指國家重器、寶器，“盜器為奸”意即盜用國家寶物是奸詐的行為，應當受到刑罰。戰國《法經》《秦律》均對盜墓罪規定了嚴酷刑罰。依漢律規定，不僅對盜宗廟御物者處以重刑，對盜掘普通人墳墓者也處以重刑。例如湖北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規定，“盜發冢”與殺人、傷人致殘、訛詐等同罪。《唐律疏議》沿襲上述規定外，還對埋藏物歸屬、盜毀佛像等作出專門規定，為宋元明清法律所沿襲。清朝晚期至民國時期，政治腐敗，法制疲弱，戰事頻仍，圓明園遭焚毀洗劫，敦煌藏經洞文書等大量珍貴文物流失海外，成為中華民族久難治愈的“傷心史”。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保護文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即注重對革命文物的征集保護。1939年，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于保存歷史文獻及古跡古物的通告》。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通過《中國土地法大綱》，明確規定：“名勝古跡，應妥為保護。被接收的有歷史價值或學術價值的特殊的圖書、古物、美術品等，應開具清單，呈交各地高級政府處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更是文物保護史上的卓然偉績。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發布一系列有關文物保護的法令、指示和辦法，建章立制，開啟現代文物保護法制化征程。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頒布《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明確了文物出口管理制度，是中央政府第一個有關文物保護的法令。《古文化遺址及古墓葬之調查發掘暫行辦法》明確規定了地下埋藏文物的國家所有權，初步確立考古發掘制度。這些法令頒行后，珍貴文物流失情況迅速得到控制。1961年，國務院公布《文物保護管理暫行條例》，對文物保護管理作出系統制度安排。這是我國關于文物工作的第一部綜合性法規，初步確立了我國文物保護基本制度。其中，文物保護單位制度、建設工程避讓、出口管制等基本制度原則被文物保護法繼承并沿用至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文物保護立法加快推進、砥礪深耕，文物法制建設邁入科學化、系統化軌道。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立“盜運珍貴文物出口”“故意破壞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名勝古跡”兩類文物犯罪。特別是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規定，“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將文物保護的法律地位以國家根本大法予以明確。1982年11月1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領域第一部法律，確立了文物保護基本制度原則，為加強文物保護管理提供了有力法律武器，也為文化領域法制建設開辟了道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文物保護面臨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如大規模城市改造對文物安全的威脅，盜掘古墓葬等文物犯罪日趨嚴重等。為及時解決這些問題，2002年文物保護法進行了第一次全面修訂，進一步健全管理制度和工作機制。1991年到2017年，為適應文物工作新形勢，文物保護法還進行過5次修正。我國文物保護法制化、規范化水平不斷提升。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和全局高度，重視文化，厲行法治，將文化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將全面依法治國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前所未有的舉措和力度加強文化建設、推進依法治國。良法善治，開創中國式現代化文物治理新篇章。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文物保護法進行了第二次全面修訂，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法治思想、習近平文化思想，總結文物事業改革發展成果，依法推進文物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明確要求基本建設、旅游發展必須把保護文物放在第一位，統籌好文物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深化系統性、整體性保護理念。加強文物價值挖掘，支持開展文物保護國際交流與合作。從嚴織密文物保護法律網，筑牢文物安全底線、紅線和生命線。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不斷完善，文物保護工作在黨和國家事業大局中的地位日益凸顯，文物保護法律體系不斷擴充。土地管理法、黃河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均對文物保護作出專門規定，全方位多領域共同守護文物安全。
新時代新征程，賦予文物事業新內涵新使命。法治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是文物領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要堅持改革和法治相統一，以文物事業改革發展完善文物法律制度，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推進文物事業改革發展。要充分認識文物保護法修訂出臺的深遠意義和重大影響，全面貫徹實施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強化責任落實，完善配套法規，加強宣傳教育，提升全社會依法保護文物意識，引領中國文物事業穩步邁向良法善治新境界，努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文物新篇章。
（作者為國家文物局政策法規司司長）
《 人民日報 》（ 2024年11月28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