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的戰略部署。今年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地區各部門積極作為、攻堅克難，我國經濟運行穩中有進，活力和韌性充分展現。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充分發揮我國經濟韌性強的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我國經濟韌性強，許多相關重要論述都收入在《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中。比如，《對新常態怎么看，新常態怎么干》指出：“我國經濟發展基本面是好的，潛力大，韌性強，回旋余地大”；《毫不動搖堅持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推動各種所有制經濟健康發展》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韌性強、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優勢凸顯”；等等。新征程上，我們要以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引，用好用足我國經濟韌性強的優勢，統籌發展和安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進一步增強我國的生存力、競爭力、發展力、持續力。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是統籌發展和安全作出的戰略決策

　　當前，我國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艱難險阻甚至驚濤駭浪，必須統籌發展和安全。習近平總書記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中指出：“我國是一個超大規模經濟體，而超大規模經濟體可以也必須內部可循環。”“我們只有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才能夯實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增強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地緣政治矛盾沖突加劇，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升級，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等“新世情”，面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經濟發展方式迫切需要轉變和新舊動能轉換等“新國情”，必須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這是立足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統籌發展和安全作出的戰略決策。做強國內大循環，切實增強經濟活力、防范化解風險、改善社會預期，將進一步增強對國際循環的吸引力、推動力，有助于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動態平衡、相得益彰。

　　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不發展是最大的不安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是基礎，經濟不發展，一切都無從談起。”新征程上的發展必須是高質量發展，這既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更是進一步提升國家綜合實力、筑牢國家安全物質技術基礎的根本保障。從內在要求看，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從宏觀經濟循環看，高質量發展是實現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循環暢通，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系和空間布局比較合理，經濟發展比較平穩，不出現大的起落的發展。貫徹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必然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這是因為，經濟活動需要各種生產要素的組合在經濟運行各個環節有機銜接，從而實現循環流轉。如果經濟循環暢通，物質產品會增加，社會財富會積聚，人民福祉會增進，從而形成一個螺旋式上升的發展過程；如果經濟循環受阻，在宏觀上就會表現為增長速度下降、失業增加、風險積累、國際收支失衡等情況，在微觀上就會表現為產能過剩、企業效益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問題。

　　進一步看，能否實現經濟循環暢通，又主要取決于供給和需求兩端是否動力強勁、總體匹配、動態平衡、良性互動。這就要求供需兩側同時發力、協調配合，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因此，一方面要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一步落實“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持續推動科技創新、制度創新等，突破供給約束堵點卡點，增強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增強供給與需求的適配性、平衡性。另一方面要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加快形成完整內需體系，著力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有本金和債務約束的金融需求。為此，要建立和完善擴大居民消費的長效機制，使居民有穩定收入能消費、沒有后顧之憂敢消費、消費環境優獲得感強愿消費；完善擴大投資機制，拓展有效投資空間，適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擴大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投資，持續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突出“投資于人”，把宏觀政策的著力點更多轉向惠民生、促消費，進而形成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環，更好促進高質量發展。

　　安全是發展的前提，高質量發展需要高水平安全來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前提都是國家安全、社會穩定。沒有安全和穩定，一切都無從談起。”越是發展壯大，遇到的阻力和壓力就會越大，面臨的外部風險就會越多。當前，我國需要應對的風險和挑戰、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加錯綜復雜，我們所面臨的國家安全問題的復雜程度、艱巨程度明顯加大，國家安全工作的整體性、全域性、系統性更加突出。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必須在正確認識自身優勢和有利條件的基礎上，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充分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聚集全球資源要素，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有助于筑牢經濟安全這個基礎，把我國發展進步的主動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積極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比如，科技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就好比在別人的墻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經不起風雨，甚至會不堪一擊。因此，必須高度重視自主創新，牢牢把握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這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最本質特征，全面加強科技創新部署，健全新型舉國體制，增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集聚力量進行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又如，產業安全是經濟安全的核心。只有不斷提高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才能在受到外部沖擊后較快自我適應，在受到封鎖打壓時維持有效運轉，在極端情況下保證基本功能。因此，必須在構建新發展格局過程中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及時將科技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布局未來產業，增強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中的影響力。再如，隨著經濟全球化出現逆流，外部環境越來越復雜多變。構建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因此，必須在建設強大的國內經濟循環體系和穩固的基本盤的基礎上，處理好自立自強和開放合作、積極參與國際分工和保障國家安全等方面的關系，深入研究利益攸關國、貿易伙伴國、投資對象國的情況，做到心中有數、趨利避害，主動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安全環境，更好維護開放安全。同時，還要高度重視糧食安全、能源安全、水安全等，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這條底線。

　　統籌發展和安全需要發揮好我國經濟韌性強的優勢

　　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關鍵在于發揮好我國經濟韌性強的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中指出：“我國制度優勢顯著，治理效能提升，經濟長期向好，物質基礎雄厚，人力資源豐厚，市場空間廣闊，發展韌性強大，社會大局穩定，繼續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經濟韌性一般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抵御外部風險、確保經濟持續穩健發展能力的總和。其決定因素很多，既包括國土資源、人口規模、經濟總量、科技能力等，也包括政治制度、經濟體制、治理體系等。改革開放后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國之所以能夠成功抵御各種風險沖擊，實現經濟社會發展預期目標，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充分發揮經濟韌性強的優勢。新征程上，我們要更好發揮這一優勢，為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筑牢物質基礎。

　　發揮好我國經濟的“規模韌性”。經濟規模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實力的重要指標之一，反映了其經濟活動的廣泛性和深度。經過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發展，我國積累了雄厚物質技術基礎、超強生產能力、高額外匯儲備等，形成了超大規模國內市場，也形成了全球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2024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已超過1.3萬美元，接近高收入國家門檻。同時，居民消費結構優化升級，并同現代科技和生產方式結合，孕育著巨大增長空間。大國經濟的優勢就是內部可循環。在需求升級帶動下，推動我國國內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形成良性循環，不僅可以有效對沖國際經濟波動對我國帶來的沖擊，還能夠更好發揮世界經濟“穩定器”“壓艙石”的作用。

　　發揮好我國經濟的“結構韌性”。經濟結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經濟系統的組成部分及其相互關系，能夠揭示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配置效率。調整經濟結構是提升國民經濟整體素質和抗風險能力、贏得國際經濟競爭主動權的關鍵途徑。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們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時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逐步形成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的國民經濟體系，為我國經濟自主發展提供了強大供給能力。在農業方面，我們在快速推進工業化、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千方百計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通過開展脫貧攻堅、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等，用有限資源穩定解決14億多人口的吃飯問題。2024年，我國糧食總產量超過1.4萬億斤，人均糧食產量連續多年超過國際公認的400公斤糧食安全線，確保始終把飯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在工業方面，我們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中，我國有220多種產品產量居世界第一。在服務業方面，我國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促進服務業高質量發展，2024年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升至56.7%，繼續發揮經濟增長的主動力作用。近年來，我國順應產業融合化發展趨勢，推動三次產業之間協調發展、相互融合，形成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效應，進而發揮整體效能，抵御各種外部危機沖擊和突發事件影響，確保國家經濟社會平穩發展。

　　發揮好我國經濟的“創新韌性”。當今世界，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新時代以來，我國持續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全方位推進科技創新、企業創新、產品創新、市場創新、品牌創新等，加快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在推動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的過程中加快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十四五”期間，面對一些國家的“脫鉤斷鏈”、打壓遏制，我國進一步增強科技自立自強的決心和能力，在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生物醫藥等多個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充分彰顯了我國經濟的“創新韌性”。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提升。2024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為2.68%，超過歐盟國家平均水平，接近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平均水平；PCT（專利合作條約）國際專利申請量為70160件，是國際專利申請最大來源國；我國的全球創新指數排名提升至第十一位，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根據《全球高層次科技人才態勢報告》，我國全球高層次科技人才的全球份額占比從16.9%升至近28%，躍居全球首位。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不僅提高了國內產業技術水平，而且提升了我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地位。

　　發揮好我國經濟的“開放韌性”。新時代以來，我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主動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在加快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過程中，增強了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通過全方位擴大對外開放尤其是制度型開放，我們不僅獲得了更多推動發展所必需的資金、技術、資源、市場、人才乃至機遇，而且鍛煉和提升了實現自主發展、決勝國際競爭和參與國際經濟治理的能力。一大批熟悉國際市場規則、具備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因擴大開放而成長起來。面對一些國家不斷進行的極限施壓，我國堅持開放的大門越開越大，不僅主動擴大外國優質商品進口，加大吸引外資力度，擴大金融、電信、醫療等現代服務業領域開放，而且積極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提供助力。同時，加快開拓多元化國際市場，推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不斷走深走實，使我們能聚集更多全球生產要素，最大限度對沖貿易摩擦帶來的沖擊。

　　發揮好我國經濟的“制度韌性”。經濟制度是經濟關系在制度上的反映。改革開放后特別是新時代以來，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在探索中逐步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根本不同于“蘇聯模式”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我國創造經濟快速發展奇跡、保持經濟韌性的“制度密碼”。從所有制看，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過程中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良性競爭、相互學習，國有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非公有制經濟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分配制度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既強調勞動作為價值形成的源泉，又尊重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生產要素在創造財富中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知識、技術、管理和數據等生產要素活力，激發全社會創新創造活力。從資源配置方式看，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用好“兩只手”的優勢，有利于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既能夠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又有利于克服市場壟斷、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經濟波動等市場失靈，從而破解了“經濟學上的世界性難題”。

　　發揮好我國經濟的“穩定韌性”。我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也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方法論。縱觀資本主義國家宏觀調控的演進過程，無論是強調財政政策優先的凱恩斯主義，還是強調貨幣政策優先的新自由主義，或是強調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兼顧的新古典綜合派，都沒有擺脫“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狹隘性。奉行這些宏觀調控理論的西方國家，面對經濟危機要么搞“高投資、高福利、高消費”的財政政策，要么搞“無限量化寬松、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貨幣政策，結果每一次經濟危機治理都為下一次經濟危機埋下禍根。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始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把穩作為主基調和大局，在全面深刻分析國際金融危機后的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發展大勢的基礎上，敏銳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提出區間調控、加強預期管理、逆周期調節、跨周期調節等宏觀調控新理念，創造性實施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組合拳”。這一政策“組合拳”，不唯GDP論英雄，而是把結構性改革政策、產業政策、社會政策等都納入宏觀政策“工具箱”，保持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從容應對各種風險挑戰。

　　發揮好我國經濟的“治理韌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于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經濟工作是中心工作，黨的領導當然要在中心工作中得到充分體現。去年底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實踐中，我們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在關鍵時刻、重要節點，黨中央及時研判形勢、作出決策部署，確保我國經濟航船乘風破浪、行穩致遠。”這是全黨上下形成的最大共識。新時代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充分證明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做好經濟工作的根本保證。這一根本保證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結合在一起，使我國具有了最大限度聚集和調動發展資源，能夠有力抵御任何風險并確保經濟平穩發展的治理能力，展現出強大的“治理韌性”。

　　（本文系全國政協辦公廳“習近平經濟思想理論研究”課題成果）

　　《 人民日報 》（ 2025年08月14日 09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