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北老區是指1949年前的延安、綏德、榆林3個地區，屬陜甘寧邊區政府管轄，綏德地區于1958年撤銷建制，將所屬8縣分別劃歸延安、榆林兩市。
　　全國解放初期的1949年至1952年，西北軍政委員會和中共陜西省委、省政府從陜北老解放區抽調大量的地方干部支援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新解放區，陜北干部處于青黃不接的狀況。加之連年內戰，老區教育事業不發達，有文化的青年不多，需要從外地調進一批有知識的干部。
　　陜南土地改革結束后，1952年陜西省委、省政府決定，從漢中、安康、商洛三地區的土改工作隊中抽出253名干部，支援陜北。
　　1952年2月，我在洛南縣永豐區四皓鄉下鄉，一天下午接到區政府電話，要我連夜趕回縣城向民政科報到(解放初由民政科管理干部)。我身背鋪蓋卷，步行到晚8時，向民政科報了到。第二天早上召開座談會，包括我一共18人參加，會上宣布，我們第二天要趕到地區，與其他縣抽調的人員集合后到省民政廳報到，另有分配。
　　我們到地區報到后，全地區抽調的七八十人住在商縣城內田家巷一家屋中，院中支起兩口大鍋做飯吃，一人一個大蒸饃、一碗豆腐蘿卜湯，就是一頓飯。
　　第4天，由地區民政科一名干部帶隊，乘坐抗日戰爭勝利后日本遺留下的兩輛轎車，早7時從商縣開出，沿著坑洼不平的長坪公路(312國道)，到西安已是下午6時半，住在陜西省人民政府西大街干部招待所。當時還有一個陜西省人民政府大麥市干部招待所，是住支援新解放區的科級以上干部的。
　　第6天早上，在騾馬市三意社劇院參加去陜北的動員會，省政府韓兆鄂副主席作動員講話，時逸之秘書長介紹陜北人情風俗和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陜北的艱苦歲月。省政府馬明芳主席出席了這次會議，會后大家拿著筆記本爭著讓馬主席簽字留念，馬主席給我簽的是“愛護我們的祖國”7個字，我保存至今。
　　動員會后，分組討論，表去陜北的決心。漢中、安康的討論中沒有發生異常，唯獨商洛的討論中有個別人說陜北多么苦，條件差，致使一部分同志提出不愿意去，要求改變去的地方。為解決思想問題，商洛人員在西安多住了半個月，由大麥市干部招待所抽出科級干部任組長，主持思想整頓，當時在西安開會的商洛行政公署王力專員也趕來作動員。
　　整頓有效后，由省民政廳、綏德地區民政科的兩名干部帶隊趕往綏德。本來走咸(陽)榆(林)公路，經三原、銅川、宜君、洛川、富縣、延安、延川、清澗去綏德。因解放初這條路還不很暢通，要繞道潼關從風陵渡過黃河，乘同蒲鐵路火車到山西介休，換坐馬車到汾陽市，再乘汽車到山西黃河邊的軍渡，過黃河，在吳堡縣宋家川轉乘汽車到綏德。到潼關火車站時已天黑，全體人員在候車室待了一夜，商縣有兩名隊員趁夜晚逃走了。
　　抵達綏德后，我們住在大禮堂里，吃小米干飯、黃蘿卜菜，國內戰爭時期老區的艱苦狀況，還沒有改變。第二天晚上，綏德專員公署開了一個簡單的歡迎會，近60歲的專員郝祝三、副專員曹扶、民政科的領導及有關人員出席，會后將這些同志分配到綏德地區有關單位及佳縣、吳堡、米脂、清澗等縣工作。我被分配到綏德行政公署建設科，后到吳堡縣人民政府建設科，1957年回到商洛。
　　商洛支援陜北的干部，在長期的歲月里，為陜北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同時也鍛煉了自已，據統計，25%的同志先后走了領導崗位，縣團級以上的約占到5%。
　　這些支援陜北的同志，除一名在佳縣病故外，20世紀70年代后期，大部分通過組織手續回到了商洛。現在，他們都已經離開了工作崗位，有的已經離開了人世，但他們的這段經歷，將永存在歷史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