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至今，“走出去”作為我國一項重要的經濟和外交政策已推出近14年，中國也已經躍居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在商品“走出去”取得卓越成效的同時，資本“走出去”也展現出良好勢頭。據聯合國[微博]貿發會議（UNCTAD）《2014世界投資報告》預測，今年中國對外投資的規模將可能超過吸引外資，躋身凈對外投資國行列。

　　然而，彼岸并非天堂。根據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的統計，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走出去”，70%以上不盈利。中國企業對外投資尚面臨多重困境。一方面緣于中國與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經濟合作由過去中國單純引進資金和技術，發展到中國“走出去”投資，雙方有一個熟悉的過程。另一方面，國際投資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也使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各種投資壁壘。此外，在國際形勢錯綜復雜的后危機時代，政治風險也逐漸成為企業“走出去”不得不面對的重大風險。如何應對上述風險，不僅是“走出去”企業亟待解決的難題，同時也是我國政府部門值得思考的問題。

　　20世紀70年代，日本政府把支持企業境外投資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實施了以經濟援助“鋪路搭橋”，政策性金融大力支持等一系列舉措，并輔之以公私合營、多邊雙邊投資基金及海外投資保險支持制度，有力地推動了企業境外投資的快速發展。雖然進入80年代以后，日本宏觀政策的失誤導致其陷入“失去的二十年”，但在支持企業“走出去”方面的有益經驗，卻是如今我們思考對策的重要借鑒。

　　首先，以經濟援助為企業對外投資“鋪路搭橋”。日本政府高度重視對外經濟援助工作，除了以此修復外交關系和促進出口之外，還把經濟援助視為對外投資、建立互信、解決雙邊問題的重要途徑。1970至1980年，日本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政府開發援助（ODA）資金從4.58億美元增加至33.04億美元，在經合組織開發援助委員會中僅次于美國、法國和當時的西德，位居第四。1989年，日本ODA總額首次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1993至2000年，日本又連續8年成為世界最大援助國。

　　其次，通過政策性機構為企業對外投資提供“優惠金融”。日本政策性金融機構在支持日本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國際協力銀行（JBIC）。JBIC的前身是日本輸出入銀行和日本海外協力基金，前者為日本企業出口貿易長期提供信貸支持，后者除了承擔國際經濟援助職能外，也對一些參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的日本私人企業提供資金支持。作為日本政府100%出資的政策性金融機構，JBIC的資金來源主要是日本政府追加資本金以及政府借款和發行JBIC債券。在特殊情況下，日本政府還可以通過外匯基金特別賬戶貸款給JBIC以支持日本企業海外投資。

　　再者，以公私合營、多雙邊投資基金為重要“輔助力量”。公私合營投資基金是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以1989年成立的“日本國際發展組織”為例。該基金由日本海外協力基金持股1/3，其它98家私人企業投股2/3組建而成，旨在針對有經濟合作關系的發展中國家制造業建設項目進行股權投資，尤其是對風險較大、私企獨立承辦難度大的項目給予支持。此外，日本還在一些國家建立了由雙方政府和經濟團體等參加的促進投資機構，如1991年6月建立的“日中投資促進組織”，專門致力于保護和促進對這些國家的直接投資活動。

　　此外，建立海外投資保險支持制度提供“風險保障”。為應對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各類風險，日本設立了“海外投資損失準備金制度”、“海外投資保險制度”等支持保障制度，并由日本通商產業省貿易局專門設立的海外投資保險部負責。其特點在于：以國家輸出信用保險制度為基礎，以政府財政作為理賠后盾，采取單邊保險制度，即不與東道國訂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為法定前提，日本自然人、法人在國外投資都可以申請保險。

　　日本雖然陷入了“失去的二十年”，但日本企業在海外市場的地位和影響力卻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取得了明顯提升，并對其后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持續影響。相較而言，中國企業成長發展的時間較短，擺在面前的不熟悉、不可預知的風險越來越大，亟需政府層面提供有力的支持，實現“走出去”的步伐既快又穩。

　　一是充分運用對外經濟援助、經濟合作等多種方式，增強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建立聯系紐帶。根據最新發布的《中國對外援助（2014）》白皮書，2010-2012年中國共向121個國家提供了援助，援助金額近900億元人民幣(6.1350, 0.0005, 0.01%)，援助方式更趨多元化。但需要承認的是，與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對外援助的投入、結構有待增強和優化，未來應進一步突出重點領域，創新援助方式，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有效幫助受援國改善民生，增強自主發展能力。

　　二是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機構對企業“走出去”的支持作用，促進公私合營、多邊雙邊投資基金建設。我國從1994年成立三家政策性銀行至今，已經基本形成了“信貸+保險”的“走出去”金融支持體系，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企業“走出去”融資需求。但與日本等發達國家完善的金融支持體系和我國“走出去”戰略的金融需求相比，現有金融支持體系仍面臨著資金規模偏小、業務相對單一等諸多瓶頸。今后應進一步探索擴大深化政策性金融機構經營機制改革，建立新的政策性金融機構資本補充機制和渠道，增強政策性金融機構可持續發展的能力。與此同時，加大參與多邊雙邊投資基金建設，鼓勵民間資金參與相關投資基金，鞏固并不斷壯大支持企業“走出去”的隊伍。

　　三是建立完善海外投資保險支持制度，解除“走出去”企業的后顧之憂。從目前我國金融機構為企業“走出去”所提供的保險服務來看，現有的保險服務大都側重于與出口業務有關的信用保險業務，對企業對外投資過程中可能面臨的政治風險保護有限，不利于“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未來應在鼓勵政策性金融機構繼續加大對企業提供“走出去”融資服務和經濟保險服務的同時，增強對重點國別、重點行業的政策研究及政治風險研究，建立相應的風險保障制度，幫助企業應對、防范和化解潛在風險。-中國基金報多媒體數字報（來源：證券時報網）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供職于工行城市金融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