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家質(zhì)檢總局執(zhí)法督查司約談和啟動缺陷調(diào)查的情況下，三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終于向其備案了召回計劃，決定自2016年10月11日起，召回在中國大陸地區(qū)銷售的全部Note7數(shù)字移動電話機，共計190984臺。盡管中國有句俗語叫“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但從網(wǎng)絡上持續(xù)發(fā)酵的輿論來看，姍姍來遲的“召回”顯然在不斷消耗著消費者對三星的好感，而隨之觸發(fā)的連串追問，仍亟待相關方面給出進一步解答。

　　對中國消費者來說，眼下將面對的問題是如何順利地“被召回”。根據(jù)國家質(zhì)檢總局的通報，消費者可聯(lián)系原銷售商進行退貨、換貨等相關事宜，因配合本次召回所產(chǎn)生的產(chǎn)品郵遞費用由三星(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承擔。

　　不過，這只是監(jiān)管方慣例式的提醒，仔細閱讀三星官網(wǎng)10月11日的“最新聲明”，很多操作上的細節(jié)仍有待進一步厘定，比如是否需要憑發(fā)票，如果“召回”中出現(xiàn)類似國外那種快遞公司不接收個人消費者郵寄時該如何解決，等等。所有這些操作性的細節(jié)，將檢驗三星是否真正尊重中國消費者，以及是否切實履行其所謂“做中國人民喜愛的企業(yè)，貢獻于中國社會的企業(yè)”的承諾。

　　這并非苛求，央視財經(jīng)頻道10月12日播出的《消費主張》提到，當天上午部分商家仍在銷售Note7，而面對記者的詢問，三星客服當時的說法是“目前沒有細則，無法退換”，建議等待官網(wǎng)消息。

　　退一步講，既然三星公司已經(jīng)決定召回，中國消費者或許已不介意多等一會兒，畢竟從9月初三星宣布在全球召回約250萬臺Note7時，中國消費者就被排除在“全球”之外，且堅持啟動了“國行版”Note7發(fā)售。姑且認為中國消費者那時愿意相信“大陸Note7使用的是不同的電池供應商”，但等來的卻是中國消費者的Note7發(fā)生過熱、燃損發(fā)生后，三星方面強硬辯解，以及對用戶推脫式懷疑。

　　瀏覽相關新聞，諸如此類的“差別對待”映射在貫穿事件全過程的諸多細節(jié)。比如，在其它部分市場，針對快遞公司不接受個人消費者郵寄的問題，三星公司向相關用戶寄送了一套熱絕緣包裝并附有一雙安全手套和裝配說明；在本土韓國，三星已決定對退換貨消費者進行價值幾百元人民幣不等的補償；在美國，對換貨消費者不僅退還差價，還給予一定的禮物卡。這種“區(qū)別對待”，說到底是對相應消費者權益的漠視；而如果縱容這種“區(qū)別對待”，就是對消費者權益的傷害。

　　面對三星的推脫，有報道稱“國行版”Note7“第五炸”機主已辭職赴京送檢手機，目的“就要個真相”。觀察者注意到，從“速騰斷軸門”到宜家“問題柜”，再到三星“手機爆炸門”，“區(qū)別對待”的戲碼屢屢上演，但類似決心“磕到底”的案例并不多見。對個人來說這可以理解，畢竟相對于幾千塊的手機，“辭職”的代價著實不小。

　　進一步反思到日常生活中，更常見的情形是，一些商品問題涉及價值并不高，但維權舉證程序繁瑣、頗費時日，到最后成本高昂，即便人們有心維權最后也只能選擇放棄。然而，消費者的整體權益，恰恰是由每個個體權益是否落實來“累進”的。這或許可以為“差別對待”這種慣性思維的形成作出注解。

　　由此探究，我們需要每個消費者更加注重自己的權益，但同時更需要在制度安排上，為落實消費者權益提供充分、有效的保障，特別是建立完整的、細化的、可操作的標準和流程，否則以個人的法律意識和維權努力，在跨國公司面前總是弱小的，權益落實很可能就淪為一句空話。

　　一些跨國公司固是蠻橫，有時同樣需要反思的還有相關方。只有切實賦權消費者，并為依法行使這些權利創(chuàng)造更大的空間，久而久之形成一種法律文化，權益才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