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5日，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目前，在全國282個設區的市中，有49個享有地方性法規制定權，草案擬將地方立法權擴大至全部282個設區的市。草案規定：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限于城建、環保等城市管理方面事項。地方立法事項須省一級人大批準。（8月26日《新京報》）

　　相比于國家、省這個層級，市一級的地方具體的治理更微觀，治理所需要的依據要求更有針對性。而來自于國家、省這個層面的立法，通常都是基于宏觀層面的共性設計，遵照這些法規去執行，很難滿足個性的需要。并且，在國家與省這個層級還可能有立法的盲區。所以，擴大地方立法權，有助于豐富立法的層級，促進治理的精細化。

　　同時，擴大地方立法權有助于完善地方的法治結構。盡管立法權是廣義的權力，地方政府依法也享有，但是這個權力是人大參與地方治理的重要方式，不能或缺。從一定意義上講，政府所具有的行政權力能夠直接治理社會，不管立法的權限在哪里，地方政府都事實上對具體的社會事務在實施管理，同級的地方人大則被排除在外。

　　地方政府因為滿足社會管理的需要，往往是用決策代替了立法，“權力內生”的結果導致政府越權的現象屢有發生，所制定的一些文件明顯與上位的法律、法規沖突，違背了“權力法授”的基本倫理。擴大地方立法權有兩重含義，其一是對地方政府事實上具有法規制定權進行約束和規范；其二是加強地方人大的職能，把對具體事務治理的權力納入到法治的軌道內調節。

　　“地方性”是賦權地方立法的核心，不僅是指立法權本身對增強地方治理立法的自主權，以及優化地方權力治理格局所具有的積極意義。同時，“地方性”是基于地方處于微觀層面，在立法優化法律資源的社會配置，應當起到積極作用，與國家、省級層面的立法是補充、豐富與從屬的關系，也是以法治國在微觀層面的最終體現。

　　首先“地方性”是局部與整體所呈現出來的差異性，一個地方因為地理環境、資源稟賦、發展水平等不盡相同，決定了治理的要求不同。比如，湖北制定的《湖泊條例》、云南制定《珍貴樹種保護條例》等，有別于其它地方的特色，是因需要而產生，不可能照搬復制。其次“地方性”具有更清晰的務實性，立法解決的都是具體問題。比如，云南的《滇池保護條例》。其三“地方性”也是必要性的排他選擇，即是上位法沒有涉及的，而現實又必須要作出規范的事務。

　　擴大地方立法權是有限的賦權，“地方性”是“放”與“控”的重要依據，它最終反映在地方能夠立法的具體領域和具體事項，以及行使立法權如何監督上。對此，草案規定：較大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限于城建、環保等城市管理方面事項。地方立法事項須省一級人大批準。這個界定很科學很嚴謹，確保立法權放而不亂，控而不死，并給實踐的完善預留足夠的空間。（房清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