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槍支使用規(guī)定實際操作性弱

　　當前，反恐處突形勢嚴峻，各級公安機關普遍增加了基層民警執(zhí)行反恐處突、巡邏防控任務時配槍的密度。但實踐中，由于相關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中的可操作性不強，民警用槍后爭議的法治化解決途徑以及事后心理輔導機制欠缺，導致一些基層干警對用槍存在顧慮。專家建議，盡快解決相關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含糊不清問題，建立民警開槍后的心理輔導和干預治療機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管理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公安機關公務用槍管理使用規(guī)定》及公安部“五條禁令”等法律、法規(guī)構成當前公安機關的槍支管理使用法律體系。不過，這些法律、法規(guī)的很多內容原則性較強而可操作性不足。

　　廣東警察學院警察公務用槍問題調查課題組在調研中發(fā)現(xiàn)，現(xiàn)行的法律、法規(guī)對于警察在復雜狀態(tài)的實戰(zhàn)使用武器授權籠統(tǒng)，由于理解不同、實際情況復雜多變等因素，不便于準確把握和具體操作。比如，《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以下簡稱《條例》)第9條規(guī)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為緊急情形之一，經(jīng)警告無效的，可以使用武器。”“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規(guī)定使用武器，來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導致更為嚴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由此可見，判明所處警情對于民警是否使用武器十分重要。而《條例》中并未對所謂“判明”做出明確界定，這些“模糊地帶”容易引起爭議。

　　檢察機關在司法實踐中，用客觀結果反觀用槍主體行為的合法性，這就容易造成民警用槍時的被動；另外，條例中對鳴槍警告的情形規(guī)定較寬泛，而在實踐中鳴槍警告可能傷及無辜、暴露民警位置、貽誤戰(zhàn)機，甚至直接刺激原本無意傷害的犯罪嫌疑人鋌而走險。

　　《條例》第9條還規(guī)定，在判明存在法定的十五種暴力犯罪行為情形之一的，經(jīng)警告無效，人民警察可以使用武器。但實踐中，有一些情形難以把握，如《條例》規(guī)定了“結伙搶劫或者持械搶劫公私財物的；以暴力方法抗拒或阻礙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職責或者襲擊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情形下可以使用武器”。不少基層民警反映，在嫌疑人使用暴力阻礙執(zhí)法時，并不容易判斷所處情況是否真正危及警察生命安全，因此難以決定是否可以使用武器；對于非攜帶危險品的犯罪嫌疑人拒捕、逃跑的情況，能否使用武器等也缺乏明確的司法解釋。

　　事后解決途徑及實戰(zhàn)訓練存“短板”

　　缺乏高效、明確的槍支使用爭議的法治化解決途徑，以及槍支使用的責任認定、國家賠償及責任追究等相關機制，也是造成公安民警在執(zhí)行任務時不愿用槍的重要原因。

　　一些地方檢察機關在認定民警開槍合法性與正當性時，出具書面意見緩慢，造成民警開槍長時間得不到權威認證。對公安民警而言，槍支是“第二生命”，一旦不慎丟失，輕則紀律處分，重則脫警服坐牢。如果在執(zhí)行公務時開槍，民警事后會面臨很多麻煩：開槍后需要立即上報；檢察院介入調查。而一旦成為調查對象，則要經(jīng)歷漫長的調查過程，開槍的民警往往會被同事認為是沒事找事。

　　吉林省長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隊秩序處科長郝大偉告訴半月談記者開槍的“高成本”：“基層民警遇到危險情況，甚至有時民警明知對方有武器卻‘寧愿徒手搏斗受傷也不愿開槍’，因為受傷可能會立功，而開槍卻有一旦失誤，會被調查，甚至‘脫警服’的風險。”

　　山東警察學院治安系講師周慧認為，開槍射擊犯罪嫌疑人的民警承受著極大的心理壓力，長時間存在心理陰影，害怕被擊傷、擊斃人員家屬的報復和無理糾纏。以上諸多因素也導致民警不愿用槍。

　　采訪中，不少民警坦言，日常槍械使用尤其是實戰(zhàn)性的訓練不足也是導致用槍信心不足的內因之一。在昆明火車站“3·01”暴恐案件中，執(zhí)勤的配槍民警打光了全部6發(fā)子彈，卻未能擊中暴徒，最后徒手搏斗被暴徒砍傷。

　　長春市公安局巡警支隊副支隊長陳云霄對記者表示，目前除特警等警種外，普通民警平時槍械訓練強度不夠且多以射擊固定靶為主，缺乏實戰(zhàn)訓練，往往開槍信心不夠。“由于目前各地公安機關反恐處突、治安巡邏防控等任務壓力大，很多民警還要處理日常工作，難以全身心投入培訓中。”

　　亟待完善槍械立法及相關制度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副教授陳天本建議，在反恐的大背景下，應該加強對公安民警使用槍械的培訓強度，尤其是實戰(zhàn)背景的訓練，提高民警在不同場合、情況下判斷如何正確使用武器警械的能力。比如，可以考慮編撰適合民警實戰(zhàn)要求的訓練考核教程，改變原來枯燥的法條講解，將實戰(zhàn)中的事例拍攝成短片，建立案例庫和案例分析制度，從辦結的用槍案例中汲取豐富的經(jīng)驗和深刻的教訓。

　　據(jù)了解，從2014年4月初開始，由公安部統(tǒng)一部署，被公安系統(tǒng)內部稱為“大練兵”的“依法使用警械武器專項訓練”在全國公安系統(tǒng)全面展開。吉林省各級公安機關近期也開展了一系列針對民警合法使用警械武器的訓練，引進了一系列模擬實戰(zhàn)的電子教學、訓練系統(tǒng)，目前已取得明顯效果。

　　專家建議，未來還可以探索建立“槍械訓練考核與法律責任的關聯(lián)機制”。比如，公安民警在執(zhí)法執(zhí)勤時開槍發(fā)生誤傷事故，可以根據(jù)該民警當年完成訓練課時和用彈數(shù)量，通過資格考核認定的情況，科學界定公安機關和民警個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

　　同時，還應考慮將槍械使用培訓成績作為民警考核、晉升的重要依據(jù)。公安機關槍械使用培訓經(jīng)費應由政府列支、專款專用，避免培訓流于形式。

　　警員心理輔導和干預在發(fā)達國家已不是新鮮事。不少基層公安干警認為，未來公安機關應配備專門的心理輔導員，判斷民警的心理素質應否配槍，幫助配槍民警增強臨戰(zhàn)心理應變能力，并定期對開槍民警的心理狀態(tài)進行評估。

　　業(yè)內專家認為，要從根本上解決民警用槍顧慮的問題，還需參考世界其他先進國家和地區(qū)警務立法中的經(jīng)驗，在立法層面將槍支使用及不得使用的情形最大限度地明確化；同時明確槍支使用爭議的法治化解決途徑，公正、客觀評價民警槍支使用的合法性，妥善處置槍支使用的責任認定、國家賠償及責任追究問題。(半月談記者 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