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國，遠東運動會共舉辦10屆，21年間中國隊獲得9次冠軍1次亞軍，被稱為“鐵軍”。與日本隊比賽，經(jīng)常打出四五個球的大比分，壓得日本足球十幾年抬不起頭，日本媒體紛紛報道“既生瑜，何生亮”……這不是做夢，這是歷史上的中國足球。
經(jīng)費難籌球員賣藝
經(jīng)過民族資本主義10余年的發(fā)展，民國的經(jīng)濟狀況有所好轉(zhuǎn)，而且各地軍閥，也比較重視當?shù)亟?jīng)濟的發(fā)展，如東北的張作霖、張學良，山西的閻錫山，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白崇禧。但真正投資足球的幾乎沒有，國民政府也沒有相關的預算。
那時，中國足球隊的籌錢方式無異于江湖賣藝。為參加1936年奧運會，中華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的所有工作人員集體出動，分別向國民政府中央各院部、全國各省市地方政府尋求支持。經(jīng)過一番在全國從上到下、鋪天蓋地式的“化緣行動”，共籌集資金17萬元，但仍缺5萬元。協(xié)進會決定，足球隊自籌資金，提前兩個月到東南亞各國進行表演賽，以門票收入作為參加奧運會的費用。
于是，在國內(nèi)被人頂禮膜拜的足球偶像們搖身一變，成了闖蕩江湖、賣藝謀生的“戲班子”。他們轉(zhuǎn)戰(zhàn)東南亞各國，打友誼賽，辛苦60余天，只籌到5萬元。為了節(jié)約經(jīng)費，在兩個月的旅途中，乘船時，大家選擇最低等的艙位，住宿則找最便宜的旅館里最便宜的房間。有時，全體隊員共住一間大統(tǒng)間，若床位不夠，還需打地鋪。吃飯，則是自己買菜，自己下廚，不知“下館子”是何滋味。
主教練與球隊訓練
當時的足球主教練顏成坤對足球并無多少研究，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個球迷而已，但他想借擔任教練之機出國游覽。最后，憑借著南華體育會主席、香港中華巴士公司經(jīng)理的雙重職務，既有財又有勢，他如愿謀得這個事關全隊勝敗命運的職位。
當時既沒有好的訓練場地，又沒有訓練經(jīng)費，主教練對于訓練方法也一竅不通。那時候，唯一的訓練方法就是打比賽，打表演賽，既籌集了經(jīng)費，又鍛煉了隊伍。
當時的體育主管部門對足球隊的選拔工作非常重視，“凡我中華足球選手，務求網(wǎng)羅無遺，以期組成一個全國精華薈萃的勁旅”。為此，當時的中華全國體育協(xié)進會特地成立了足球選拔委員會，考察全國各地的頂尖足球選手。經(jīng)過3個月的選拔，1936年4月，中國足球隊22人名單正式公布。其中就包括李惠堂、張邦倫和譚江柏。
李惠堂：1922年，年僅17歲的李惠堂被選入香港最有名氣的足球勁旅———南華隊，出任主力前鋒。他身高1.82米，速度快，動作敏捷，控球技術尤其出色。他的倒地臥射更是一大絕招。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國足球隊參加在日本大阪舉行的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中國隊獲冠軍。18歲的李惠堂在4場比賽中初露鋒芒，名聲大振。從此開始了他獻身足球的光榮生涯。1926年李惠堂率自己的球隊參加上海舉行的“史考托杯”足球賽，以4∶1的懸殊比分大勝蟬聯(lián)9屆冠軍的英國獵克斯隊，首開上海華人足球隊擊敗外國球隊的紀錄，洗雪了中國球隊“東亞病夫”的恥辱。
張邦倫：擁有遠東第一“鐵門”之稱，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上海人，1948年和1952年，曾兩次代表中國出征奧運會。尤其在1952年新中國成立后的赫爾辛基奧運會上，作為新中國第一批國家隊隊員張邦倫榮幸地成為中國代表團的旗手。
譚江柏：生于廣州，外號“譚銅頭”，是上世紀30年代的國家代表隊成員，曾于1936年代表中國隊前往當時納粹德國的首都柏林參加奧運足球賽。之在后香港曾效力東方甲組足球隊，為香港著名歌星譚詠麟的父親。獲2003年第26屆香港最佳足球明星選舉的“球壇榮譽大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