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12月10日，高倉健逝世一個月。

　　高倉健逝世時，全國媒體感慨、追思、重溫……

　　持續了多久？其實都沒關系。

　　就像眼瞼是用來保護眼球的，遺忘和忽略，也都是我們用來保護自己初心的手段。

　　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老歌里是這么唱的。

　　通過老朋友無私地幫助，我們的特約記者于11月26日在日本東京獨家專訪了

　　《追捕》女主角———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

　　今天，我們一起聽她聊《追捕》，聊與高倉健的往事……

　　初次

　　相見

　　當年那充斥在我們兩人之間的默契氛圍實在令我印象深刻，即使是現在我都依然能夠感受到那種感應依然存在。

　　和高倉健之間的那種莫名感應是很難用語言可以表達清楚的，我跟其他人搭戲時完全沒有過類似的經歷。

　　初次見面我們被一種

　　從未有過的不可名狀的氛圍包裹著。

　　記者：高倉健先生過世之后，中國中央電視臺重播了您與他主演的《追捕》。這部1978年在中國走紅的日本電影，時隔這么多年仍深受中國觀眾的喜愛，您當初預想到了嗎？

　　中野良子：三十六年前《追捕》剛開始在中國轟動時，我自己非常吃驚，百思不得其解，一直在不停地問為什么。后來，我開始自己去學習和研究，才終于找到了答案。在我看來，這部作品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取得那么巨大的反響，應該是與當時中國正處在將要進入改革開放時代的特殊社會背景、以及那時人們的精神世界密不可分的。可以說那是日本電影與中國社會的一次不可思議的偶然“邂逅”，從那一瞬間碰撞出了一個強烈情感共鳴的嶄新世界，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應，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恐怕是空前絕后的。我也出演過其他不少影片，可沒有任何一部在這一點上可以和《追捕》媲美。

　　對我個人來說，也正因為這段不可思議的“邂逅”，我才覺得應該倍加珍惜與中國的緣份，同時也體會到三十六年里維持這份感情的辛勞，所以當收到你們采訪邀請的時候，我更想把這次采訪看做是鼓勵我應該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下去的一個新動力，因此也借此機會先向你們表達我的感謝。

　　記者：您是拍攝《追捕》第一次見到高倉健嗎？

　　中野良子：初次見他是在1976年拍攝《追捕》時的現場。我們大概只是普通地打了聲招呼，但現在回想起來都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我們雖然相差20多歲，成長的時代環境也不同，但一見到他我卻感覺到我們被一種從未有過的不可名狀的氛圍包裹著，仿佛進入到一個全新的精神世界。我猜想他的感受當時也和我一樣。大多數人初次見面后會馬上禮節性地相互寒暄，但我們完全沒有。雖然我們相隔20多米遠，但雙方都只是默默地看著對方，大家沉浸在一種從未感受過的默契之中，這種氣氛一直持續了好幾分鐘，我們才彼此走近打了第一聲招呼。日后我和朋友談起這段不可思議的經歷大家都不信，反倒容易被人誤會。別人是否相信，我不在意，只希望自己能夠說出當年的真實感受。當年那充斥在我們兩人之間的默契氛圍實在令我印象深刻，即使是現在我都依然能夠感受到那種感應依然存在。

　　記者：您說的這種演員之間的默契感應是否在拍攝當中也產生了共鳴呢？

　　中野良子：剛才說到初次和高倉健先生見面就產生一種莫名的感應，那天我整晚都睡不著。高倉健先生雖然沉默寡言，但在拍攝《追捕》時我們彼此之間在內心深處有著一種戰友般的心靈交流。有一個場面是我們兩人騎著馬疾速穿過森林，拍攝時由于道路狹窄且兩旁站滿了工作人員，另外馬的速度飛快，兩旁又不斷有樹枝閃過，再加上由于強烈的燈光照射使得馬也感到非常焦躁不安，我本身就不怎么會騎馬，所以有點害怕。那個鏡頭不僅拍攝難度非常大，同時還有臺詞，加上不能超出預算所以拍攝無法拖延，如此艱苦的拍攝環境只有我們兩人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壓力。高倉健先生雖然沒說什么，但我從他的肢體動作中可以感受到他的鼓勵，好像在說：“別擔心，我會盡力的，你也一起努力。”我也在心中回應說：“我會竭盡全力的。”結果那個鏡頭拍了一次就成功了，而且表演非常逼真。

　　還有一場戲是警察用槍指著高倉健先生扮演的杜丘說要殺死他時，我扮演的真由美奮不顧身地用自己的身體去掩護杜丘的場面。其實在劇本當中原先并沒有真由美挺身而出這一安排，但在拍攝時不知為什么，我的內心突然冒出一種“為了所愛之人寧愿犧牲自己”的沖動，下意識地撲到了高倉健面前，導演佐藤純彌先生嚇了一跳，更驚訝的是警察的扮演者，當然高倉健先生也嚇一跳，那一瞬間我們所有人呆在那里不知道該怎么演下去。后來細想，我之所以在那個場景那么順其自然地做出劇本里沒有的舉動，這種真實的情感流露，應該是受了初次與高倉健先生見面時產生的那種莫名感應的影響吧。那是很難用語言可以表達清楚的，我跟其他人搭戲時完全沒有過類似的經歷。人與人之間的緣分，是一種“以心傳心”般的感應，實在妙不可言。

　　十年

　　之后

　　從1976年第一次一起拍電影到那個時候，也都過去10年了，我們之間仿佛依然存在著那種不可思議的默契。

　　我宣布婚約的第二天

　　就收到他送來一大堆紅玫瑰。

　　記者：在鏡頭以外，譬如你們在片場閑聊時也有這種感覺嗎？

　　中野良子：高倉健先生在拍戲期間通常一直都沉浸在角色當中，在片場幾乎不與人閑聊。我想他來片場之前就已經進入角色了，也許他從讀劇本開始到拍戲結束就無法從電影所描繪的世界中走出來，無論做什么，可能24小時都是把自己演的人物融入到生活的一言一行當中，但在戲外，他同時又默默地長期關懷著每一位合作過的伙伴。有一件事讓我印象很深刻，日后我結婚時，在宣布婚約的第二天，一大早就收到他送來一大包紅色玫瑰，多得我都拿不了也數不過來，應該不少于100支。從1976年第一次一起拍電影到那個時候，也都過去10年了，我們之間仿佛依然存在著那種不可思議的默契。

　　記者：您所見過的銀幕之外的高倉健先生，又給您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中野良子：差別不是太大，當然在生活當中他也有不同的一面。我記得有次他要來我們共同的一個朋友家做客，我剛好也在那里，于是我裝扮成那個朋友的太太，還穿上圍裙并壓好帽檐遮著臉等候他到來。他進門時居然完全沒認出我來。當天他來時戴著棒球帽像個棒球選手一樣，表情輕松侃侃而談，跟平時真是判若兩人。我端茶走進客廳送到他面前時他還完全沒有覺察出來，我終于忍不住自己先笑了出來，并叫了他一聲，他頓時嚇了一大跳，呆住了，張著嘴很長時間一句話也沒說出來。在那一瞬間出現在我面前的不是我們熟悉的高倉健，而是回到少年時代的小田剛一(高倉健的真名)。

　　高倉健去世后

　　我總覺得他還活著，他在我腦海中的形象反而越發清晰，越發硬朗越發充滿活力。

　　就算他現在天國，

　　我依然覺得他在宇宙的某個角落與我同在。

　　記者：如果有機會再能見到他，您會對他說什么？

　　中野良子：我們最后一次見面是在一個酒店的大堂里偶然相遇的。我當時剛好也住那家酒店，忙完事后來到大廳不知為什么忽然感覺到高倉健先生也應該在附近，剛想著就一下看到他正站在窗邊望著庭院，他也注意到我了，就像剛才我說過的我們之間不怎么需要語言也能彼此了解那樣。我們在舊友重逢的溫馨氣氛中閑聊著。我們之間雖然話很少，但是彼此都能感受到那種心靈的交流。當時我一直感覺他會長壽，說不定我們還能合作更多的作品，想象著我們老了以后在某處再相遇時還能談起更多的往事。如果有機會再見到他，我一定會邀請他一起再拍一次《追捕》的續集，應該這也是中國觀眾最希望看到的。因為有一次我收到一位中國觀眾寄來的繪畫，信封上沒有地址，只注明“日本國中野良子收”，居然也寄到了，畫的內容是像天女一樣飛翔在日中兩國上空的“真由美”，這頓時讓我覺得應該把與高倉健先生合作的結晶繼續發揚光大下去。

　　記者：在不同場合見證過多個不同狀態下的高倉健，同時除《追捕》以外您也還在《野性的證明》與他扮演過情侶，那么他的離去對您又意味著什么呢？

　　中野良子：我一直覺得他會很長壽，應該能活過百歲，聽到噩耗時十分驚愕，真不知為什么他會這么早就離開我們，仿佛時間和空氣都停滯了一般，那一瞬間高倉健充斥了我的整個精神世界。我總覺得他還活著，他在我腦海中的形象反而越發清晰，越發硬朗越發充滿活力。

　　他雖然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上，反而更深更濃地長存在我的心中。

　　就算他現在天國，我依然覺得他在宇宙的某個角落與我同在。

　　小時候，媽媽對我講/大海，就是我故鄉……

　　這首歌里好幾處，

　　都和我小時候的記憶相通

　　東京的11月，今年似乎顯得格外陰冷，凜冽的寒風中經常夾雜著深秋常見的冰雨，本來就讓人心中自然而然多出幾份傷感。前往中野良子辦公室采訪的當天，更遇到一個席卷日本列島的罕見寒流，聯想起高倉健先生十幾天前突然駕鶴西歸，日本民眾的心靈也同樣經歷了寒流般的沖擊，便更加觸景生情地感到這是一個匯集著眾多追思的季節。

　　第一次在東京采訪高倉健的老搭檔中野良子，已是二十多年前了。人們對她的記憶長年來大多定格在那位膾炙人口的“真由美”身上，我自己也不例外，雖然后來曾多次在不同場合見過，卻從未聽她談起過高倉健以及他們合作的那部曾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史中發揮過傳奇性作用的電影———《追捕》。

　　中野良子如約準時出現在她安排好的會客間。多年未見卻沒有太大變化的她，身著素雅且略顯華貴的西式套裝，沒帶任何助手同來，看得出對這次采訪已經做足了準備。不出所料，原定只有一個小時的采訪在不知不覺當中延長了一倍時間。

　　我們的話題自然從高倉健和《追捕》談起。

　　記者：您第一次實際接觸中國影迷是在什么時候？

　　中野良子：那要追溯到35年前了。1979年，當時日本首相要去中國訪問，中國政府說一定要請“真由美”來，我也因此第一次去了中國。在那之前，我自己也是偶然一次在電視中看到節目里介紹說“真由美”在中國非常受歡迎。在我的意識當中，中國是一片隔壁的廣闊大陸，只是在學生時代的課本中接觸到的一點點印象。與中國的這一突如其來的緣分，令我告訴自己作為一個日本人應該深入地去了解這個國家。

　　沒想到一到達北京，從下飛機那一刻開始，就有數百人帶著樂器前來歡迎，大家都爭著圍過來問我：“真由美，你真是真由美嗎”。第二天和第三天，以及接下來的每一天也都是這樣，使得我自己都在很長時間里似乎無法從“真由美”當中再走出來了。這些場景成為我十分珍貴的回憶，好好地珍惜，猶如與高倉健先生初次見面時獲得的那份“以心傳心”的默契一般。

　　記者：后來您又是怎樣去充實與中國結下的這份情緣的呢？

　　中野良子：在那之后除了電影以外，我也積極致力于幫助促進兩國關系的改善和民間交流的推動。三十六年來，中日兩國人民以及世界各國人民都創造出了新的歷史，為此就更需要加強相互理解和相互包容，我把它稱之為“和平文化”，這個術語以前是沒有的。現在我把影視工作量減少到三分之一左右，而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推進“和平文化”的工作上。有一次突然收到了當時正在美國留學的著名音樂家譚盾先生從紐約發來的傳真，臺頭并排寫著“真由美”和“真優美”及“真友美”三個名字。其中“真優美”這個名字源自中日友好協會孫平化會長生前送給我的題詞，為了勉勵我，他特意寫了一句“創造真優美的未來”送給我，成為了我的座右銘。

　　記者：有沒有碰壁的時候呢？

　　中野良子：當然也有，每當這種時候，那首《大海啊故鄉》就會浮現在腦海里，我會自然而然地用中文唱起“小時候，媽媽對我講/大海，就是我故鄉……”有時即使是半夜兩三點也會在夢中唱起。對于在海邊長大的我來說，這首歌真是非常親切。歌詞里好幾處，都和我小時候的記憶與感受相通，所以第一次聽到后馬上就用中文記住了這首歌，并且反復在多個場合唱過。

　　文化往往蘊含著很多超乎想象的力量。記得還有一首日本歌曲也令我十分難忘。那年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通過衛星傳送在中日兩國之間制作直播節目，我擔任主持人，當兩國領導進了人民大會堂后，維持治安的警察也都撤離了現場，我們一下被在廣場圍觀的人群包圍住，寸步難行。天安門廣場太大了，好不容易發現一個大概可以勉強躲避的地方，但是人群馬上就又圍觀了上來，當時的直播節目還有一部分要在大會堂里面進行，我作為主持人如果不能準時進去就會耽誤整個節目。于是我靈機一動，通過翻譯大聲請求大家：“現在我唱一首歌給大家，你們能為我讓一條路出來嗎？”沒想到人群立刻安靜下來，當時雖然沒有麥克風，但我還是大聲地唱了在日本眾人皆知的《Sakura/櫻花》。雖然我的音量有限，大家都很認真地聽，唱完之后，大家都主動讓了一條路出來，讓我趕上了后面的直播。

　　記者：聽說您至今已經來到中國七十多次，在與中國的長年交往當中，您最想傳遞給中國朋友的是什么？

　　中野良子：我經常強調我們需要三種眼光來觀察世界。首先是分析自己的眼光，認清自己想要做什么。第二種眼光是去觀察并分析對方想要什么、想做什么、為什么而煩惱、為什么而滿足，以及他的夢想是什么。而第三種眼光，則是從空中，或從宇宙的高度俯視世間的眼光，這個視角經常容易被人忘記，因為平時人是不需要俯視的，只考慮眼前就可以，但是從全局的角度俯視這個社會，是我們必需的能力。如果人們從心里慢慢地培養這三種看問題的眼光，我認為人類社會將會變得比現在更美好。

　　珍惜人生中的每一次邂逅十分重要，就像我和你今天有機會這樣促膝長談，我們之間就應該共同去創造某種新的“和平文化”，現在社會發展得這么繁忙，也許我們今后再也沒有機會見面，但即使不見面也可以在我們心中一同培養一個共同的理念，將來無論你是回到北京，還是去了紐約或是巴黎，只要你偶爾可以回想起我們今天的談話就是一種默契的感應。

　　成都商報記者 羅天 亦有翻譯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