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閱有關春秋時代的典籍，各類文本中被反復征引的典籍中，頻率最高的是《詩經》。
對春秋時代社會經驗的記錄，最重要的典籍是《左傳》和《國語》。從史料看，春秋之時除周王朝外，魯國和晉國是當時的文化大國。我們不妨以有關晉國的記載為例，從統計學的角度來考察一下《詩經》在當時的普及程度。《左傳》所載晉國的公卿大夫中在各種場合下引用過《詩經》的有士蔫、韓簡、趙成子、郤至、樂丁、士季、郤成子、士會、羊舍職、穆子、魏絳、叔向、趙文子、士文伯、伯瑕、成鱄等十六位之多。可見，在這個階層中，熟悉和運用《詩經》已經變成了最基本的政治素質，離開了《詩經》幾乎無法證明自己見解的正確性。從引《詩》的內容來看，“大雅”中有《板》《文王》《綿》《蕩》《抑》《烝民》《民勞》《皇矣》，“小雅”中有《十月之交》《小旻》《采菽》《正月》《北山》《雨無正》，“頌”中有《贄》《汋》《武》《烈文》《我將》，屬于“風”的只有《周南·兔置》和《召南·行露》兩篇。《國語》的情形與《左傳》非常類似，單《晉語四》中征引的《詩經》篇章就有《大明》《皇皇者華》《長發》《天作》《采菽》《黍苗》《鳩飛》(實為《小宛》首章)《沔水》《六月》《將仲子》《候人》等。由此可見，《詩經》在當時的公卿大夫階層，已經達到了比較普及的程度。
《詩經》已經成為在各種場合都運用的經典。首先《詩經》絕不像今天那樣主要是一部文學著作，而是被納入到“禮”范疇之中，并扮演著重要角色。從史書中引用的情況看，當時統治階層看重的是“雅”和“頌”兩部分，“風”只是偶有涉及。“風”不過是當時官方考察民情的方式，而“雅”和“頌”“出身”高貴，和“樂”結合在一起應用的是宴會、慶典、祭祀等各種“禮儀”場合，自然被貴族所重視。《詩經》還是國與國之間政治外交的固定辭令。魯襄公二十七年，晉國的執政卿趙文子出使鄭國，鄭簡公在垂隴燕饗晉國使節，陪侍左右的還有鄭國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等一班重臣。趙文子說：“七位大臣陪同國君來宴請我，是我趙武的榮幸。請七位各賦《詩》一首來完成鄭君的恩賜，我也好通過賦《詩》來了解七位的志向。”子展賦了《詩經》中的《草蟲》，趙文子說：“好啊，這是歌頌人主的《詩》，像我趙武是不足以承當的。”伯有賦《鶉之賁賁》，趙文子搶白說：“這是男女在床上說的話，是不傳之門外的，何況這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這更不是使臣所應該聽到的話。”鄭國其他幾位大夫也都賦了《詩》。燕享結束后，趙文子告訴叔向說：“伯有將要被殺了。《詩》為心聲，其心在于污蔑國君，并且在公開場合流露怨恨之意，他能長久嗎？”從這一段記錄我們可以看出，“賦《詩》”當時已經構成了外交禮儀的一個環節。“賦《詩》”不是自己現場作詩，而是吟詠《詩經》上的某一篇章，用這種隱曲的方法表明自己的觀點，表達自己的態度。不會賦《詩》，自然就是“失禮”，是上不得臺面的。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這話絕不是夸張，因為不懂《詩經》，根本就失去了話語能力。那個時代，諸侯國之間關系復雜，在彼此的相互制約中才能達到微妙的平衡。盡管大家都虎視眈眈，但誰也不敢對別人輕易動武。在這種情況下，唇槍舌劍能力就顯得非常重要了，都希望通過“禮”占上風，以獲得文化輿論優勢，因此要比拼“文化軟實力”。《詩經》作為文化素養的一個主要部分，自然要被提升到“經國大事”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