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是春秋時代所有重要觀念的落腳之處，這是學界的一個共識。而在這些構成后來儒學產生之思想根源的觀念背后，無一例外地閃現著執政卿的身 影。執政卿的思想論述是分散的，不系統的，但以禮為依托，天與天命、德、尊尊與親親、仁、義、敬、信、忠、和等聯結成為一個觀念整體。
各國執政卿也依禮結成一個“據禮論道”的思想集團。所謂“據禮”，是說他們面對時代變局時，總是持有同一個根本尺度——禮；所謂“論道”， 是說他們總力圖由禮求道。道存在于傳統中，而禮是傳統中的傳統，是歷史意義所在，是存在方式，是知識、價值觀和歷史意識的基本結構。闡發禮就是發展更高的 精神憑籍。也正是基于“據禮論道”的思想方式，一個“道”字成了標識中國人哲學思維的核心范疇，猶如“邏格斯”之于古希臘，“如如”之于古印度。諸子時代 的儒、法、道、墨，秦漢的董、馬、揚、班，無不以“道”為終極追求。然而，他們正是沿著執政卿的步伐走過來的。
據禮論道是一個由各國執政卿主導的思想創造過程，其結果：第一，有著共同的政治身份和知識背景的卿大夫們，在歷史意識、文化情感、價值觀念 以及表述方式等諸方面都表現出鮮明的“類”特性。通過據禮論道，他們實際地形成了一個思想集團。尊禮重信，嚴祭祀、重聘享，宗姓氏族，宴會賦詩，赴告策 書……卿大夫們忙碌的身影，透露出一種時代氣象。他們是那個時代的文化主體。第二，三代之禮是中國精神的自在形式。卿大夫集團以據禮論道的方式，將這一精 神從自在的沉睡中喚醒，向著自為轉化，亦即哲學的突破。王官之學是古代學術的總匯。執政卿們通過“據”和“論”，把它從遺產變成了“資源”，從沒有溫度的 “死東西”轉化為“春秋一場大風雅”，從一個抽象而殘缺的文化世界，轉出一個充滿時代氣息，微笑著等候以道自任之士進入的思想世界。第三，通過據禮論道， 執政卿主導社會形成了體現共同的歷史意識、文化情感、價值觀念的人人“言”禮的文化心理。共同的文化心理所呈現的禮，看上去很美。其魅力足以感染每一個 人。它使德行變成一種氣度，讓傳統升華為操守，將價值觀轉化為一種風尚。它孵化和培育以道自任者，召喚其為道立命。它預設了以孔墨老為代表的士的思想路向 與精神風貌。
三
據禮論道也是一場文化與歷史的對話。不過，在對話的思想框架中，士與歷史世界的關系只是階段性的。早在士之前，宏觀的對話關系已然建立，主 體是執政卿集團。從時間和深度看，士與歷史世界的對話是對以卿為主體的對話的一種“接著講”。在對話中，“固定在封建關系之中而各有職事”的執政卿離禮最 近，最有條件據禮論道率先應對歷史的沖擊。在“禮崩樂壞”這一特殊的客觀情勢下，“各有職事”非但不是軸心突破的障礙，恰恰讓他們有資格成為時代精神的引 領者。從“卿”到“士”，以思想的方式，將中國文化的真脈一以貫之，他們前后相繼，共同成為軸心突破的主體。借助對話和據禮論道，作為前儒的卿對于儒家的 影響顯現得層次井然，是可以講清楚的。反之，僅從士說儒則讓人感覺儒家憑空而降。試想，如果從士進行思想創造的背景中，把卿集團所有的印記刪除，那背景就 會成為一片空白。王官之學，三代之禮只是個抽象的存在。士如何于空白中發展出一個更高的精神憑籍來？《論語》開明宗義就是要學習。學習的動力來自哪里，為 什么學習最重要的內容是禮？禮之可愛何在，禮之可信何來？讓士義無反顧地選擇以道自任、以道自負作為托附生命之事業，道理是什么，合法性又是什么？如果否 定執政卿的文化主體性，不但這些問題難以回答，就連士本身所具有的學識、風骨、價值觀、文化情感、歷史意識以及表述方式也需要說清楚來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