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正是80年代中期先鋒文學的勃興，在豐富文學表現技巧的同時，將“現實”的文學引向“虛構”的歧途。現在看來， 《虛構》《現實一種》《褐色鳥群》等作品在深化個人體驗、豐富文學技巧的同時，對現實的問題采取了有意疏離的姿態。于先鋒作家而言，“現實性”反而成了制 約文學走向卓越的罪魁。但他們開啟的“純文學”觀念其實走向的是一個“圈子化”的小眾世界，其作品的格局也日益狹窄。在他們的影響下，文學甚至逐漸淪為學 院體制與批評機制供養的“文化標本”。此后，隨著文學的分化，呈現生活現實的責任反而被拱手交給商業寫作和消費主義文學，而“純文學”則攜帶著更大的理想 走向沉淪。這些“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密室寫作者”，不斷地疏離現實世界的人間煙火，沉迷在想象與技巧的泥淖之中，妄圖用觀念和語言的狂歡來驅逐現實生活 的痕跡與意義，而他們也理應為如今文學邊緣化的現實負責。直到新世紀伊始，人們才開始不斷地對“純文學”觀念做出檢討，重新認識到作家看清廣闊現實的重要 性。

　　如今的文學，當然已經很難令人滿意。這突出地表現在，功成名就的作家們總是在“純文學”的慣性下寫作，他們似乎早已喪失了把握現實的能力，因而 也總是習慣咀嚼一己悲歡，與現實的苦難巧妙地擦身而過。相形之下，那些商業化色彩濃郁的文學形式，反而以別樣的方式維系著文學與現實的緊密聯系。比如那部 因道德之名為人所痛斥的《蝸居》，它所表現的房地產世界以及百姓生活，終究是時下中產階級最為關心的現實問題，大資本與腐敗官場的陰影之下，“普通人”艱 難而又令人心碎的價值抉擇，所呈現的正是時代的病癥所在。就連郭敬明的《小時代》也展示了現實生活的重要側面，它裹挾著青春文學的印記，商業的氣息也撲鼻 而來，但小說(或電影)所表現的時代情緒還是能夠讓人清晰捕捉的。雖然作品本身并非以批判的姿態呈現，但郭敬明這位文學商人的全情投入，確實能夠讓人體認 新時代的財富崇拜與“金錢奴隸制”的魔力。

　　這兩年成名作家的作品集中出版，比如馬原的《牛鬼蛇神》、林白的《北去來辭》、蘇童的《黃雀記》、韓少功的《日夜書》等，然而給人的感覺是，盡 管老作家的功力尚在，敘述圓熟令人稱道，但稍感遺憾的是，這些作品皆流于個人情緒與歷史記憶的表達，仿佛都在思忖個人的體驗與悲歡，而回避對現實的描寫。 在此之中，余華的《第七天》和馬原的《糾纏》，雖然都是不同程度的“中國故事”，難得地體現出作家的勤勉和變化的決心，但事實卻殘酷地證明，他們的努力終 究難以令人滿意。

　　《第七天》是余華停筆多年后的一部長篇小說，亦被認為是對現實展開“強攻”的作品，但正如人們所評價的，他所發現的問題只是流于新聞片段的拼接 和微博熱點的剪輯，總體并不能令人滿意。客觀地說，小說《第七天》實際上延續了余華在《十個詞匯里的中國》中對現實的描繪與情感態度。正如他在那本隨筆集 的后記中所說的，他“寫的就是中國的疼痛”，而《第七天》所體現的現實態度和歷史看法則如出一轍，只不過以小說的具象方式呈現了出來，其中當然不乏更為情 緒化的敘事表達。在他看來，這個長篇作品寫的是“一個國家的疼痛”，一個平凡人“死無葬身之地”的故事，貫穿其間的拆遷、死嬰丟棄、“鼠族”生活、殺警 案、地下賣腎等元素在小說中聚集，構成一個萬花筒式的當代現實世界。其中作者的激憤在于，小說里只有死人的世界才是沒有貧賤、沒有悲傷、沒有仇恨的人人平 等的所在，因而多少包含著一些“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的毛病。總的來看，小說流于一種浮泛式的現實描摹，貫穿其間的亦是憤恨式的情緒表達和寓言化的觀念演 繹，再加之小說章節之間的敘事并不流暢，情感難以銜接的弊病較為突出，這些都不免讓人懷疑作者寫作的誠意。當然，小說也自有其復雜面，其包含的微妙抒情性 不容忽視，另外語言中也蘊含著一種陰郁和絕望的美感，這都讓人想起他早期小說《在細雨中呼喊》的某些風貌，這或可算作《第七天》為數不多的亮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