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后，塞爾努達成為幾乎公認的西班牙 20世紀的‘世紀詩人’，影響力堪比馬查多和希梅內斯。然而半個世紀前，一切并非如此。……真正的轉變來自‘五零年代’詩人對塞爾努達的推崇，他們將他視 為‘我們詩壇活著的經典’，此后的一代代年輕詩人都將他作為關鍵的榜樣。”

　　——2002年塞爾努達誕辰百年《灰色蘆葦》致敬刊重印序言“四十年后”

　　上世紀50年代末，西班牙詩歌在經歷內戰后最初20年的迷茫與曲折之后，由此時崛起的新一代詩人引領重生。何塞·安赫爾·巴倫特、弗朗西斯科· 布里內斯、吉爾·德·別德馬、帕內羅兄弟、戈伊蒂索羅兄弟等年輕詩人逐漸成為西班牙詩壇主力軍，為此前20年趨于“同一化”詩歌話語桎梏的伊比利亞半島帶 來新的活力。而與這場更新換代的詩壇回暖相關的一例平行事件是對“二七年代”流亡詩人路易斯·塞爾努達作品的發現與經典化。對塞爾努達詩作價值的認可和研 究從上世紀50年代中后期才真正起步，當時的新生代詩人大多生于塞爾努達徹底離開西班牙開始流亡的上世紀30年代末，他們比過往幾代都更受到這位塞維利亞 詩人“沉默但決定性”的影響，而由這批詩人開啟的對塞爾努達作品的經典化也為研究戰后西班牙詩歌的重生提供了幫助。

　　作為白銀時代最后的騎士，塞爾努達與洛爾迦、紀廉、阿萊克桑德雷等詩人幾乎同時嶄露頭角，卻在其創作生涯的大半時間中從未得到西班牙詩壇應有的 關注。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卻一脈相承，奧克塔維奧·帕斯曾對此做出過精辟總結：“塞爾努達的詩是對我們的價值觀和信仰的批判；他的詩里，毀滅與創造密不可 分，有什么增強穩固了就意味著社會上有什么消散了，這一點公平、神圣而不變。塞爾努達的作品是一場顛覆，其中的精神寶藏正是在于它試探了整個群體道德系 統，無論是傳統的權威創立的東西還是社會改革家們向我們提出的東西。”創作早期，在許多詩人還極力模糊自己性取向的20世紀30年代，塞爾努達是西班牙最 早毫不掩飾書寫同性情愛的詩人，他將其視為一種命運，自由地接受，盡情地活，因而“在青年時代給了我們最美的瀆神和最好的情詩”(帕斯語)；創作中期，因 內戰爆發離開故土，大多詩人在流亡早期面對陡然而至的巨大身心創傷都選擇直抒胸臆的吶喊，用意象和詞語的回環重復表達激蕩的情緒，用感嘆句和疑問句的高頻 出現抒發痛心與質疑，塞爾努達的流亡詩中卻罕有大聲疾呼，而是強調用冷靜的抒情充分發揮克制的張力；及至創作中晚期，戰爭結束后，當西班牙詩壇漸漸迷失在 詩歌用于交流的社會詩歌道路上，當一些流亡詩人出于對被接受、被閱讀的巨大渴望而承認失敗、一意追捧西班牙國內詩人，塞爾努達又成為堅定發出不同聲音的 人。而且，相比出于自己的詩學理念在反對社會詩歌這個概念本身，塞爾努達的矛頭更多指向西班牙內部借社會詩歌運動之名對詩壇及評論的控制，將像他這樣流亡 且不同的聲音排除在歷史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