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北京青年報》2013年5月3日C2版 作者：趙柒斤 原題為：“五四運動”后的曹汝霖。

　　1919年5月4日，發(fā)生了可以稱得上改變中國歷史的“五四運動”。時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怎么也沒想到自己和另兩位日本“海歸”章宗祥、陸宗輿會成為民國時期三大最著名的賣國賊。

　　曹汝霖25歲東渡日本，28歲學成，29歲回國參加滿清朝廷為留學生特設(shè)的考試并拿了第二名，31歲被西太后欽點入宮詳解日本憲制。

　　曹汝霖被定義為著名賣國賊的淵源之一，可以追溯到1905年。這年的11月17日，中日兩國全權(quán)大使奕劻、小村壽太郎等在北京就東三省條約事宜展開談判，袁世凱作為中方代表之一參與其中，而“日本通”曹汝霖是作為袁世凱助手身份出現(xiàn)的。這次談判簽訂的《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其實就是將日本已暗自侵吞的利益細化與公開化。1913年袁世凱就任大總統(tǒng)后，曹汝霖便從顧問變成了外交部次長，一屁股坐到了對日外交的火山口上。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交了公然印著軍艦、槍炮的文件（就是當時稱為賣國的“二十一條”）。曹汝霖在回憶錄《一生之回憶》中對這段歷史記述道：“此次會議，我與陸子興（陸宗祥別號）總長，殫精竭力，謀定后動……日本提之二十一條，議結(jié)者不滿十條；而第五項辱國條件，終于拒絕而撤回。會議結(jié)果，雖不能自滿，然我與陸總長已盡最大努力矣。”“世人對此交涉不究內(nèi)容，以訛傳訛，盡失真相。”

　　1915年5月9日，曹汝霖等將“二十一條”親送日本公使館時，曹汝霖也是“余心感凄涼，若有親遞降表之感”。

原標題：被冤枉的曹汝霖：抵抗二十一條卻被罵賣國賊
　　袁世凱死后，日本向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西原借款”，使得早前在“二十一條”談判中極力主張對日強硬的段祺瑞向日本妥協(xié)。而升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和擔任駐日公使的章宗祥、幣制局總裁陸宗輿此時已被推到強大民意的對立面。隨著五四運動的發(fā)展，1919年6月，曹汝霖和章宗祥、陸宗輿被免職。

　　據(jù)史料載，曹汝霖被免職后，避居天津。“五四運動”對曹汝霖的刺激非常深，他發(fā)誓不再過問政治，愿做在野之民。

　　抗日戰(zhàn)爭期間，日本想延攬舊北洋政府各部次長以上官員出來任職，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都拒絕了。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jié)挽回前譽之失”。華北偽政府給曹汝霖掛了個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和華北政務(wù)委員會咨詢委員的虛銜，據(jù)說他從不到職視事，不參與漢奸任何賣國活動。日本無條件投降后，戴笠進北京捉拿漢奸，首先就把曹汝霖、章宗祥扣了起來。后來曹汝霖寫信給蔣介石聲明自己從未出任過任何偽職，一直在經(jīng)商。蔣介石指示戴笠放人。曹汝霖1949年去了臺灣，1966年死于美國底特律。

　　曹汝霖死前在《一生之回憶》中對“五四運動”作了評價：“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來，于己于人，亦有好處……喚起了多數(shù)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北京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