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基于《大清律例》，對清代中國的法律思想和體系做了系統研究。與《殺千刀》不同，其中較少對于中西文化之間的對比分析及西方觀念的反省批判。

　　所謂“殺千刀”，即中國古代最殘酷的刑罰：凌遲處死。在中國人心目中，這是對付罪大惡極者的極刑、是最痛苦的死法（這一印象仍以“千刀萬剮”這一詛咒詞存活在現代漢語中），然而，對晚清時目睹了這一施刑方式的西方人來說，事情還并不如此簡單，因為它更被視為是中國古時法律與文化落后的象征。

　　“凌遲”之刑折射的中西碰撞

　　在當時西方人的控訴中，最能象征中國古代法律之野蠻殘酷的，就是凌遲這一死刑。在他們看來，這樣將死刑犯一刀刀割肉殺死，是一種駭人聽聞而極不人道的處決方式。

　　這之所以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是因為近代的中西碰撞，法律觀念上的沖突往往集中折射出雙方的理念差異。對此中國人傳統的管制方式承襲自唐代的番坊制，其要點是：凡外籍商人之間的內部糾紛，依其本國法律處置，并不強迫他們依從中國法律。真正棘手的問題是：當外籍商人與中國人糾紛時依何處置？此時中國多采取屬地原則，即發生在中國的則按大清律例判處。這就引發了持續不斷的糾紛，西方人或出于對中國法律的蔑視，或出于實際利益的考慮，幾乎持續不斷地控訴中國法律體系的野蠻與黑暗，以宣示“文明的”西方人不應在這樣的不公而殘酷的法律之下受審。其結果，這種種控訴引爆了近代的許多國際糾紛乃至戰爭，更不必說中西之間的誤解，當然，還有著名的治外法權——這一特權的核心就是西方人不受中國法律約束。

　　在當時西方人的控訴中，最能象征中國古代法律之野蠻殘酷的，就是凌遲這一死刑。在他們看來，這樣將死刑犯一刀刀割肉殺死，是一種駭人聽聞而極不人道的處決方式。而由于1900年后普通人已能攜帶照相機，這些恐怖的處決場面，又以照片的方式流傳到西方，以更直觀的方式強化了西方人的一個信念：中國是一個異質的國度（離奇、原始又野蠻），與“我們”之間存在著難以化約的差異，那里冷漠的人們對不可寬恕的方式習以為常。

　　作者寫這本書并不是為了復述這些陳詞，而是試圖聚焦和追溯這一刑罰背后盤根錯節的歷史與闡釋話語。如其所言，直到18世紀，歐洲人也都相信，對犯下十惡不赦之罪者就理應以極殘酷的方式回敬他；在這一點上，中國反倒曾是世界上最早廢除殘酷肉刑的國家：上古的刖、醢、宮等大刑早在唐代就已廢除。更重要的是：對于重罪認定的法理觀念，中西差異甚大：在中國人看來，殺害一家滿門三口遠比身犯多樁謀殺罪更惡劣，因為這令一個家族絕后。凌遲這種死刑之所以被認為最殘酷，并非僅僅因其對死刑犯肉身所施加的痛苦，更關鍵的是，在中國人看來，殘破的尸身將使他們在死后被剝奪重生與享受祭祀的權利。

　　晚清法律改革家對殘酷刑罰的爭辯

　　正因此，法學家沈家本在檢修《大清律例》后，最終于1905年得到允準在中國全面廢除一系列酷刑：凌遲、梟首、戮尸、黥面；杖刑等代之以罰款；連坐和嚴刑拷問也被廢除。這么做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像表面上那樣是為了在法律上向國際標準看齊，而是為了急于表明中國并非一個野蠻黑暗的不文明國度。

　　實際上，據龔鵬程所考，凌遲之刑極少用，宋代偶然用過幾次，元明才合法化，清則規定叛逆及極少數重大犯罪才施刑，一般人極難見到。但當時的西方人自然不可能了解背后如此深的文化背景（但幾乎每種“離奇”的刑罰都深植于特定的文化語境之中），他們本能的反應是驚駭。對于當時中西方之間的理解落差，書中有一段不無嘲諷意味的評語：“19世紀的歐洲人可以接受剜剮身體的做法，但前提是這種情況只適用于醫學而不是刑場。而在中國，老百姓對開膛破肚同樣沒有異議，只要這種情況是在法場上而不是在手術臺上。”然而對那時的西方人來說，重要的不是去理解在凌遲之中體現出來的異文化，而在于以此來確立自身的形象：文明、優越的西方。既然這有力地證明中國未能走向文明化進程、如此沉溺于野蠻的酷刑，那么摧毀這一異質文化的帝國主義行為，看上去也就像是一次人道主義的解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