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開展嚴打，重者滿門抄斬。當權者通常會以嚴刑峻法，嚴厲打擊制造和散布謠言者，穩定社會秩序。秦滅六國后，推崇法家的秦朝廷明文立法用嚴刑峻法防控謠言。《史記》中記載，秦始皇曾下令：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謠言誹謗者族誅。
二是鼓勵舉報，這種做法一般用于社會相對安定時。漢文帝劉恒、魏文帝曹丕在位時期，都曾一度廢除“妖言誹謗罪”和“誹謗告發罪”，給予民眾充分的言論自由。但鼓勵舉報也有負作用，有的人為得朝廷獎賞，有時會制造新謠言冤枉無辜。
三是以謠制謠，即制造新的謠言，給對手造成壓力和混亂。“秦始皇出身問題”謠言的出現和控制行動，是這方面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出于政治目的，趙國制造謠言，稱“嬴政不姓嬴，他是呂不韋的兒子”。這么說等于指責嬴政王位繼承的合法性。而當時其他六國，在蘇秦的游說下呈“合縱”之勢決定對抗秦國，秦國面臨內外危機。秦國于是想到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以緋聞血統問題對“合縱”的領軍人物春申君制造謠言，進行定點打擊，稱“當今楚國太子，并非楚王之血脈，而是春申君之骨肉”。為了讓大家相信，還公開了相應的證據。
春申君一聽這么說，坐不住了，匆忙辭別趙國，日夜兼程回楚國處理自己的謠言危機，“合縱”策略也因此流產，秦國度過了危機。（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