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他弟弟陽建平的話說，就算有兩只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貧下中農，哪只是富農”。陽和平卻認為自己的階級對立法放在當下再適合不過了：階級無處不在，當年的中國工人慢慢成了溫水里的青蛙，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而官僚特權階層則迅速積累著財富和資源。
中國農場里的童年
上完一整天的課，坐在小餐館里灌下一碗酸辣湯后，這個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沒有中國革命，我媽肯定不會嫁給我爸，更不會有我”。
在中國出生，度過少年時光；到美國求學工作；最終回到北京定居。現在，59歲的陽和平是對外經貿大學的一名講師。和他的中國同齡人一樣，他的一生被時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為不同。
陽和平的母親，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頓工程中擔任“原子彈之父”費米的助手。日本廣島的慘狀，促使她放棄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為追尋《西行漫記》里描述的革命生活，她來到中國延安。同年，與比自己早三年來到中國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窯堡的窯洞里結婚。Erwin Engst是個地道的美國農民，為了來到中國，把老家的三十多頭奶牛都賣了。當地的同志們給這對外國夫婦起了中國名字：寒春、陽早。之后的歲月里，他們成為中國奶牛品質改良和農機革新方面的專家。六十多年，寒春、陽早一直在“為中國人民養(yǎng)奶牛”。
最初，他們在陜北的三邊牧場工作了四年。直到現在，陽和平還是懷念那兒的鍋盔：“一張大號的發(fā)面餅，放在鐵鍋里烤得兩面都脆，掰成七八塊，我這輩子最愛吃的就是它了。”
1953年，陽和平隨父母來到西安，他的童年在西安草灘農場里度過。七八歲時他就敢爬上最高的水塔，看農場的全景：麥田、樹林、農舍的炊煙。“太美了。”他一臉陶醉。和很多中國男孩一樣，陽和平愛玩火，有次點著了農場的柴火垛，差點釀成大火災。父親在救火中抓住了他，“臭小子又敢玩火！”掄圓胳膊打他屁股。
在這里，他度過了人生中的第一個圣誕節(jié)。1962年，陽和平的姥姥卡瑪麗達為了看望久別的女兒，從蘇聯入境，來到中國（這在當時是非法的），帶來一棵掛著糖果和玩具的小松樹。父親告訴他，晚上會有一個白胡子老頭拿著禮物從煙囪里進來，給乖孩子的襪子里放上禮物，給淘氣孩子的襪子里會放上一大塊煤炭。“兄妹三人，我總是拿到炭。”
牛場里的圣誕節(jié)，沒有燭光晚餐，也沒有圣誕歌曲：“能有啥好吃的，白菜幫子就著面條就算好的啦，初中才第一次吃粉蒸肉！”一粒糖果，能讓陽和平開心很久。（中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