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末爾是你嗎？”奧爾罕·帕慕克開心地講述《純真博物館》的許多女讀者對他的提問，“從廣義上說，當然是的，所有墮入愛河的人都會這么干。女人們這樣問我時，我覺得她們溫柔的微笑仿佛在告訴我，她們深為自己擁有能讓男人沉于愛而不能自拔的力量感到幸福。”

　　自然，帕慕克的創(chuàng)作野心并不僅僅囿于“愛情”二字，盡管愛情是這部小說最顯要的外表，但作家對伊斯坦布爾這座城的深情卻滲透在故事的每一處縫隙、每一個枝節(jié)之間。

　　《純真博物館》中的情愛纏綿悱惻，達到一種極致，可用“癖”來形容。富家子凱末爾在與未婚妻訂婚前，遇到多年未見的遠房貧寒親戚芙頌，不可遏抑地愛上她。兩人熾熱的愛戀過后，凱末爾最終與未婚妻解除了婚約，卻發(fā)現(xiàn)芙頌早已離他而去。他開始尋找芙頌觸碰過的一切，“悉數(shù)收集起那些鹽瓶、小狗擺設、頂針、筆、發(fā)卡、煙灰缸、耳墜、紙牌、鑰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針……將它們放入了自己的博物館。”

　　我們可以視這種習慣為戀物，而帕慕克說自己是小說家，不是醫(yī)生，凱末爾的舉動人人皆有，不過在這里形諸文字而已。我想，這其中的潛臺詞或許是，對一個城市、一種文明的依戀每個人都有，但真正能精妙地表述出來卻不是人人做得到的。

　　我們的精神自由無垠，而身體卻總是需要一個現(xiàn)實的區(qū)域去容納，于是有了城與人、一種文明與一個民族之間的交織關系。帕慕克身處伊斯坦布爾，一座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古城，東西方文明的交匯點。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正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保守與開放、窮街陋巷與奢華別墅并存的時期，帕慕克雖非完全的叛逆者，但亦有青年人的躁動不安。數(shù)十年后回首，他亟亟矚目于時間、激情、欲望與占有，記錄伊斯坦布爾的日常百態(tài)與如許風云往事。

　　帕慕克的記錄是溫情的，他自己也說對眾生顯示出最大的耐心與敬意。其時，伊斯坦布爾社會的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不同階層之間均有錯綜復雜的關系，帕慕克筆下的人物不乏離經(jīng)叛道的行為，但其作品的基調(diào)并不是憤怒、乖張的，而是于叛逆中滲透出委婉的溫情，顯見出時代的變化并未摧毀一個城市、一種文明，當多年后返首回憶時，雖一切不可逆，但終究一切皆可記，因為那是自己的“城”。

　　自己的“城”埋藏著自己的愛戀，其來有自，卻沒有承諾與未來的支撐，以一種常人無法企及的癡迷，默默地等待，悄悄地收集，不說耳墜、發(fā)卡、手帕等，僅煙頭就有四千二百一十三個，因為那經(jīng)過了愛戀的人嘴唇的潤澤，自然彌足珍貴。有這許多瑣細感懷的收藏物進入純真博物館，換一個角度來看，豈不是也在收藏著一個日常的“我城”——伊斯坦布爾。

　　一個城市的傾覆，往往也意味著一種文明的傾覆。反之，一種文明的歷久彌新，其承載體——一座古老的城市在歲月的流逝中并未被蕩滌一清，而是因身處其間者的溫情和敬意吸納著適足的豐富細節(jié)——有形的和無形的。帕慕克顯然做得足夠多，他創(chuàng)作的人物“依戀著這些浸透了深切情感和記憶的物件入眠”，別無他求。

　　有論者將《純真博物館》稱為“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洛麗塔》”，自有古怪之處。但如果著眼于對一種文化的迷戀(《洛麗塔》時被解讀為暴發(fā)戶的美國文化對歐洲文化的一種微妙曖昧的覬覦)，也不乏卓見。中國古代也早有“香草美人”式的借男女情愛隱喻更宏大主題的傳統(tǒng)，代不乏人。帕慕克聲言《純真博物館》是其“最柔情的小說”，聯(lián)系2006年瑞典皇家文學院授予他諾貝爾文學獎時頒獎詞中有“帕慕克在對故鄉(xiāng)憂郁的城市靈魂的探求中發(fā)現(xiàn)了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新符號”等語句，這“柔情”的情就不可做狹義的理解了。回溯帕慕克以前的作品，這一點能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