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此語可謂精辟。今日中國之大學，投巨資建樓館已然不新鮮，但下大力氣延請名師卻沒聽說過。時下之大學，不過是追名逐利的場所，干學術和文化何事？莘莘學子能夠安心讀完四年大學，不被李剛之流的兒子開車撞死，不在學校廁所裸身而死，不被老師帶出去吃飯墜樓摔死……已屬萬幸，何敢奢望受教于大師，成長為棟梁。四年之后畢業(yè)不失業(yè)，能有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能夠償還一個家庭的債務，便是不孚眾望了。由此而反觀陳平原教授等人纂錄的這冊《民國大學》，不由唏噓長嘆。彼時之學生是青年，彼時之師長也是青年也。所謂青年，并非指年齡的限定，而是指心靈。當一個人擁有一顆勇于擔當?shù)男模幸活w充滿創(chuàng)造力的心，有一顆燃燒激情的心，他就永遠都是青年。所以，民國的大學，是青年的天堂。

　　《民國大學》一書并不講傳說，也不羅列歷史八卦，而是由當事人留下來的文獻為基礎，有選擇的編輯取舍，從而能夠使讀者橫向的比較各位教育家的執(zhí)鞭思想、學生就學情況、學術發(fā)展情況、設備建設（圖書館）情況等等。

　　民國的大學，大師云集。倡導新文化的教授固然高歌猛進，抱持舊思想的教授也富于君子之風。陳獨秀、胡適、錢玄同、魯迅……等人手持新思想的利劍，其目的在于打破舊時代的黑醬缸。辜鴻銘、劉師培、黃季剛……等人緊抱著舊學的經卷，其目的在于守護數(shù)千年來的文化。不論是新文化的先鋒，還是文化保守主義者的中堅，在真正的學術面前，實無優(yōu)劣之別。在一個風云激蕩的時代，全盤拋棄舊的東西，或者全盤吸收新的東西，都有以偏概全之嫌，只有讓新與舊、前衛(wèi)與傳統(tǒng)碰撞，才能迸放出適合這個時代的文化火星。正因為具備這種高瞻遠矚的情懷，蔡元培、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潘光旦等一大批志在復興國家的教育家執(zhí)起了各大高等學府的牛耳，譜寫了一曲近代史上的教育華章。

　　當時的大學蓬勃著學術氣氛，不但教授與教授之間相互詰問，駁難，學生與教授之間也是毫無藩籬，也可以駁詰教授。校園里經常出現(xiàn)這種狀況，東邊的教室里某教授在暢談進化論，西邊的課堂上一個教授正在細說儒家理想并大罵新思想；燈火通明的教室里某教授在講拜倫的詩，室外的花園里某教授卻帶著一群學生秉燭夜游，講關于月亮的詩詞……當時的高等學府充滿了熱烈的學術討論。當時的教授有個性，學生不盲從。教授的個性在于，他可以按照專長開課，甚至一些絕學（如梵學、佛學）；學生的理性在于，他們敢于驅逐專制或不學無術的教授（甚至校長）。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學生不但術業(yè)有進步，而且思想有深度。這樣的大學，才是具備真正大學精神的大學。教授固然有學術專長，而且有擔當精神；學生固然能自立，而且有健全人格。

　　我游走京津時，曾多次尋訪和民國大學相關的地方，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南開大學、北洋大學（天津大學前身）等處遺跡，以及教授們的故居。大多數(shù)教授們的居留之所已經無跡可尋，只在清華園和北大校園的不起眼的指示牌上會看到一些溫暖的門牌號，回來核對資料，才知道多少號住著某位大學者，多少號住著一位詩人，多少號住著一位負盛名海內外的大家……然而這些也是很有限的。

　　保存較好的故居大概魯迅先生的吧（因為辟為博物館的緣故），他曾在北京女師執(zhí)教，并曾大力支持學生驅逐校長的運動。和所有教授一樣，他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人，但自身國學功底深厚，以極高的學術熱情校勘整理了《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謝承后漢書》等大量古籍。他還喜歡與教授、學生交流，在他的客廳里，曾經長期性的聚攏著一群人，形成一個沙龍性質的松散團體。和同期的大多數(shù)教授一樣，魯迅先生對青年人寄予厚望，與他們談論文學，談論理想，對專門來求教的青年尤其不吝賜教。尤其可見民國教授之風度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