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美國副總統彭斯專門就中美關系發表了極不友好的攻擊性、否定性演講，國內一時間輿論嘩然，有人擔心中美之間是否會出現“新冷戰”。筆者認為，理解中美關系的走向，不但要看中美關系本身，還要放在變革中的世界秩序這一視野下去審視。

過去30年的政策檢視

中美建交近40年，可謂一波三折。從最初“準同盟”性質的關系，逐漸走向正常的國家間關系。如今，判斷中美關系未來走向為時尚早，但出現新的轉折點已是事實。中美關系正進入“新階段”。

從建交到上世紀80年代的絕大多數年份里，因為共同的安全威脅(即蘇聯)，中美之間屬于事實性同盟關系。但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的結束，中美之間的這種關系戛然而止。大調整必然帶來中美關系的大動蕩。因此，上世紀90年代初，攜冷戰勝利之威的美國信心滿滿地要改造中國，把經濟關系與人權掛鉤，每年在人權問題上刁難中國，惹得“中國人不高興”。秉承“韜光養晦”的中國最終把中美關系帶入正常的國家間關系。

正如彭斯在演講中所傳達的信息，美國因未能改變中國的制度和道路而惱羞成怒。在過去幾年里，美國國內就中國政策進行大辯論，兩派一致認為過去美國的對華政策失敗，彭斯演講所傳達的就是這種所謂的“共識”。既然過去30年的政策是失敗的，無疑要對中國采取新戰略，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美關系必然走上建交以來的“新階段”。

在這個新階段里，美國并不必然要放棄很多領域內的“接觸”政策，但是“戰略圍堵”的成分會加大，比如在新近達成的《美墨加貿易協定》里針對中國的“毒丸條款”。預計，類似的“圍堵”設計將不會是個案，美國所謂的投資安全審查委員會所禁止的中國投資項目將會更多。

就算美國視中國為“競爭對手”并開始“圍堵”中國，美國精英態度的轉變并沒有改變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看法，根據芝加哥對外關系委員會2018年的數據，在1994-2002年，美國人視中國為威脅的比例高達57%，之后開始回落，2012-2014年間是41%左右，2015-2018年則是39%。可見，盡管民意可以動員并發生重大變化，但美國目前的民意基礎不支持將中國視為“敵人”的政策。不過，美國精英對中國態度的變化以及由此而帶來的政策大轉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美國危機加劇的焦慮感

考慮到世界秩序正處于大變革中，美國采取進一步惡化中美關系的政策也不是不可能，最嚴重的有可能在特定區域，比如在南海搞軍事冒險主義。二戰之后美國自己主導建立起來的所謂“自由世界秩序”正處于深刻的危機之中。美國自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設計新的國際機制以取代聯合國;受制于美國國內法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能與時俱進地改革，迫使中國另起爐灶而建立了“亞投行”;特朗普政府退出了一個又一個多邊機制，并把國內法凌駕于WTO之上。也就是說，二戰之后美國主導建立的幾大國際制度已經處于全面危機之中。

更嚴重的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危機，是由于作為“普世價值”的自由主義民主危機而導致的。美國已經宣布不再奉行價值觀外交，這是因為不但價值觀外交招致一系列失敗，諸如烏克蘭分裂和內戰、“阿拉伯之春”演變為“阿拉伯之冬”、大批轉型國家的無效治理，即使是美國國內和歐洲國家，也都因為所謂的“普世價值”而困難重重。

從美國國內的危機到“自由世界秩序”的危機，都使得這個秩序中的“核心國家”處于焦慮之中。在自己陷于危機之時，曾經貧窮落后的中國卻悄然崛起，所以中國正常捍衛自己國家利益的行為，比如南海島礁建設被誣稱是改變“現狀”的修正主義行為。美國人認為中國正在威脅所謂的“自由世界秩序”，這是“西方的興起”后經過幾個世紀而建立起來的、以基督教文明為核心的西方主導世界政治結構，作為東方大國的中國的崛起被認為是一個儒家文明與基督教文明的沖突。顯然，世界秩序的危機加劇了美國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感。焦慮情緒會帶來非理性行為，正如彭斯演講歪曲很多歷史事實而對中國進行否定性評價。

對“新事物”做好準備

與上世紀90年代初的那次相比，這次中美關系的大調整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前者正處于冷戰剛結束，美國的自信心爆棚;而中國開放剛十年，國力羸弱，美國自信自己能控制中美關系的走向。但這次，美國正處于危機所導致的焦慮時期，而中國遠非30年前之中國。力量對比的大變化意味著，圍堵心切卻因無力感所產生的焦慮情緒和行為，可能使美國的行為具有更多的非預期性。

就中國而言，我們已經有了更多的能力和工具去應對新挑戰，此時最需要的是理性和耐心，要有“以不變應萬變”的戰略定力。同時，也要習慣一些“新事物”。過去幾十年中美關系都是以合作為主，以后或許不得不習慣“以對抗代替合作”的新關系，做到斗而不破。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認識到，在未來相當一個時期內，直到形成一個穩定的“新階段”之前，“新事物”帶來的中美關系不確定性已經大大增加。(楊光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