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我國商務部長在“兩會”期間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中國在利比亞的經濟損失涉及100多億美元的工程項目，商務部在今年2月4日組織了工作組到利比亞考察當地的具體情況。然而，中國公司何時能重返利比亞？這100多億美元的工程項目里，中方究竟損失了多少？哪些可以獲得補償或者賠償？這些問題仍不確定。

　　在利比亞亂局中，對于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來說，中國損失較為慘重。法國和英國曾經積極幫助反對派推翻卡扎菲政權，現在反對派掌權當然要“投桃報李”。美國自“洛克比空難”之后就對卡扎菲政權實施嚴厲的經濟制裁，所以美國經濟與利比亞的聯系并不密切，談不上有什么經濟損失。俄羅斯雖然在利比亞損失了戰略利益，但作為能源出口國卻受益于能源價格上漲。盡管如此，俄羅斯仍然后悔沒有在安理會對利比亞動武的第1973號(2011)決議表決時投反對票。中國和俄羅斯一樣，對第1973號決議投的是棄權票。然而，中國的損失是硬性的，現在還不清楚能挽回多少。

　　缺乏法律救濟途徑

　　面對如此巨額的損失，更為緊迫的是，中國企業缺乏挽回損失和尋求救濟的工具。這100多億美元的工程項目如果不是中國投資或全部中國投資，那就是萬幸，因為中國和利比亞之間根本不存在雙邊投資保護協議。

　　除此之外，中國只能在國際貿易的范疇里尋求解決的辦法。國際貿易，不管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都以合同為前提。然而，各國的合同法中一般都會包括不可抗力或者情勢變更的例外規則。在這兩種情形下不履行合同約定不能認定為違約。而利比亞的情勢完全符合這種情況。因此，承建項目的中國公司即使有完備的合同也無法向當地法院主張權利。不僅如此，就是對這些工程項目進行保險的公司，中國公司也無法主張這種權利。不幸的是，在許多情況下，中國自己的國有保險公司對這些項目進行了保險。所以，損失一旦坐實就要百分之百地由中國承擔。如此看來，情況十分不樂觀。

　　中國企業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即依靠中國政府去和利比亞現任政府談判。但是，中國是聯合國五常中最后一個承認利比亞“過渡委員會”的國家，即使利比亞“過渡委”像其所承諾的那樣遵守雙方此前簽署的各項條約和協議，一般情況下，這些條約和協議并不包括具體的工程合作項目協議。

　　前車之鑒穩妥防范

　　對于中國的企業來說，從利比亞的經驗中吸取的教訓就是要具備風險管理的意識，建立風險管理分級制度，針對不同的風險級別采取不同的風險管理措施。

　　對于發達國家，當地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主要是運用經濟和法律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商業保險、政府協議擔保等經濟措施，發生爭議時的仲裁、訴訟等法律措施。與發達國家從事貿易等經濟活動時，中國企業完全可以自主地進行貿易活動，改變現在中國企業總是依靠國家的“扶持”才能走出去的現狀。

　　對于發展中國家，情況就比較復雜了，特別是像利比亞這樣發生了國內武裝沖突的情況下，經濟和法律秩序蕩然無存，無論什么樣的經濟和法律手段都會失效。當這種損失已經變得不可避免時，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就是怎么做才能減少損失。這時就需要中國政府站出來捍衛本國的海外利益了。

　　中國政府在保護本國的海外利益時要預留足夠的保護空間，一是保護個人；二是保護資產。對于個人的保護可以通過外交保護的途徑，正如中國政府在利比亞內戰升級前開展的“撤僑”行動以及在埃及和蘇丹等國積極解救被綁架中國公民的行動一樣。中國政府進行的這幾次“撤僑”、“護僑”行動不僅成功，而且獲得了廣泛贊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