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面預防和控制毒品濫用法》，美國在全國范圍內加強對毒品和成癮性藥物的管制。然而，歷經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等歷屆政府后，美國對毒品的管制從原本的“明令禁止”變成了如今的在多州“合法”，甚至“免于處罰”，最終令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費國。
近日，美國俄勒岡州通過法案(109法案以及110法案)，對持有少量可卡因、海洛因等毒品的人“免于或減輕刑事處罰”，立法者認為此舉將使此前的懲罰性毒品政策向更加“人道”以及“健康”的方向轉變。但也引來更多反對聲音，認為針對各類型毒品的合法化，甚至免于處罰，可能會使年輕人更容易得到毒品從而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俄勒岡州持有少量毒品合法的法案通過后不久，亞利桑那州、蒙大拿州、南達科他州、新澤西州和密西西比州也先后宣布大麻合法化。至此，美國已有35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分別同意醫療用途或娛樂用途的大麻合法化。
根據聯合國《2019年世界毒品問題報告》，2017年，北美地區的合成阿片類藥物過量危機已達到了新高度，美國記錄的因過量使用阿片類藥物而死亡的人數超過4.7萬人，比2016年增加了13%。美國智庫蘭德公司2019年的報告顯示，美國在2016年的可卡因、海洛因、大麻等毒品消費額達到1500億美元，幾乎與當年美國酒精飲品消費額等同，而針對海洛因、大麻的消費仍在不斷上升。
實際上，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美國經歷了一場長達半個世紀的 “毒品戰爭”。自197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全面預防和控制毒品濫用法》開始，美國在全國范圍內加強對毒品和成癮性藥物的管制。然而，從尼克松政府時期開始，歷經數屆總統執政后，美國對毒品的管制從原本的“明令禁止”變成了如今的多州“合法”，其轉變之大及造成的嚴重后果令人瞠目結舌。美國對毒品長達半個世紀的管制思路變化，最終令美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費國。
大麻在美國——從織物到毒品
大麻是桑科大麻屬的植物，原產于印度、不丹與中亞，現在各國均有栽培。在美國，首次人工栽培大麻的記載是1611年，英國殖民者在弗吉尼亞附近的詹姆斯敦引入并培育。由于當時盛行海上貿易，大麻因其莖葉纖維的高強度特性，被普遍用于制造航船的繩索與船帆，大麻也因此成為戰略物資。美國的第一位總統喬治·華盛頓在其1756年8月7日的日記中也有提及大麻的育種與栽培工作。不只是華盛頓，美國總統杰弗遜、羅斯福以及福特汽車創始人亨利·福特都在自己的農場上種植過大麻。
但隨著醫學、化學的發展，大麻的藥用價值開始凸顯。在部分國家的藥理記述中，大麻常常被用于治療失眠。1841年，愛爾蘭醫生威廉·布魯克·歐肖內西將自己在印度發現的大麻具有鎮定作用的應用成果帶到英國。但彼時人類對大麻的應用僅僅是發現其具有精神鎮定效果，但是其作用原理與真正的作用成分仍不明晰，至于其對人類產生的危害則更是不明。1854年時，美國藥典開始將大麻列入國家藥品，此時種植、使用大麻在美國完全是合法的。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大麻開始遭到美國聯邦政府的抵制，但這并非是出于對大麻危害的認知，而是由于種族主義與排外思想。
由于19世紀末墨西哥國內政治動蕩和經濟蕭條，大量的墨西哥移民向北越過邊境尋找避難與求生機會，同時，與北遷的墨西哥移民一道而來的，還有娛樂性使用大麻的習慣。來自墨西哥的廉價勞動力沖擊了美國本土的就業，吸食大麻等習慣也迅速席卷全美，隨之相伴的治安混亂，加之媒體對墨西哥移民、大麻和犯罪的渲染，引發了當時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和排外思潮。1913年，加利福尼亞州藥品局修訂了《有害物質法》將大麻納入了管理范圍，成為美國最早對大麻進行管制的州。此后，其他各州紛紛效仿。
1915年，《哈里森麻醉品法案》開始實施，改變了毒品可以隨意購買的局面，但是該法案限制購買的對象并不包含大麻等相對弱性的毒品。盡管在最初提案時，《哈里森麻醉品法案》涵蓋了當時市面上幾乎所有的成癮性和危害性藥物與毒品，但受制于原材料生產者、藥劑生產企業、醫生協會等組織的制約，最終《哈里森麻醉品法案》對多類毒品和藥物作出了妥協。新法案讓消費者在購買相關藥品時的規定更加簡便，更改后的法案仍為毒品和相關藥品在美國的肆意流通留出了空間。當時，醫生僅需要每年繳納1美元即可獲得合法經營的證件，而購買者僅依靠個人自覺填寫購買表格就可以購買到在規定劑量內的鴉片、嗎啡、海洛因等藥品。此外，該法案并沒有針對違反者設立嚴格的處罰措施，但由于時任總統伍德·威爾遜推進法案落地，以及當時的美國社會普遍反感吸食毒品，社會對該法案的執行相對到位。
截至1930年，美國實行大麻管制的州上升至14個。 一年后，針對大麻的管制更加普遍，全美有30個州先后通過立法管制大麻的非醫用出售與使用。1932年，美國通過《統一州麻醉品法》在全國實現了對大麻的統一立法管理。不過，主流歷史學界普遍認為，當時美國各州對大麻的管制是出于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及對社會矛盾的轉移。
1937年，出于大麻本身作為工業原料這一戰略物資的考量，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大麻稅法》，試圖通過增加對大麻的稅收防止一刀切的禁令影響大麻作為戰略物資的儲備與生產，但《大麻稅法》沒有對工業用途與麻醉品用途大麻進行嚴格區分，工業用途大麻隨著纜繩、降落傘等軍工物資生產進一步擴張，也讓大麻走私在美國民間發展起來。同樣是在二戰時期，隨著大麻大量醫用臨床研究的積累，其作為毒品的屬性逐漸被探明。但此時，大麻作為毒品也在美國社會蔓延開來了。
二戰結束后，海洛因已成為美國社會流行的毒品，官方認為，大部分吸食海洛因的人是從使用大麻開始的。195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麻醉品管管制法》，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對大麻的管制都進入了極端嚴格的階段。
兩場戰爭引發的 “毒品戰爭”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開始，由于與蘇聯進行冷戰，美國政府在軍事上進行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投入。然而當時正處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如此大規模的軍事開支與當時美國社會的反戰思潮產生了巨大的對立。以“垮掉的一代”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橫行美國，社會過度放任自由，毒品成為“垮掉的一代”的青年美國人反叛主流文化的標志。
也是在這個時期，有關研究開始對大麻與犯罪之間的關聯提出質疑，美國的毒品政策也開始出現改變，開始放寬對毒品違法者的懲處力度。同一時期，醫藥化學合成工藝的進步為當時的美國青年提供了大量的合成毒品，如LSD(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也稱為“麥角二乙酰胺”，是一種強烈的半人工致幻劑，多數使用LSD的人也同時使用大麻或海洛因。1970年，美國國會頒布《藥品濫用預防和管制綜合法》，確立了毒品分類的調整體系，結束了對毒品的極端嚴懲階段。1972年，全美42個州和哥倫比亞特區實施《統一被管制物質法》，擁有大麻被定為輕罪。
為應對愈來愈泛濫的毒品問題，1968年，時任美國總統約翰遜合并多個毒品管控機構并成立麻醉藥品和危險藥物管理局(BNDD)。而在這一時期，最為標志性的事件是在1971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公開宣稱，“吸毒是美國的第一公敵”，并由此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毒品戰爭”(Drug War)。但是此時尼克松政府嚴厲打擊的對象并不包含大麻，僅僅是以海洛因為代表的具有極強成癮性和危害更大的毒品。與毒品泛濫的起因類似，促成尼克松政府對禁毒采取如此果決判斷的也是一場戰爭——越南戰爭。
1971年，兩名國會議員羅伯特·斯蒂爾和摩根·墨菲發布了一項關于海洛因濫用的報告。在之后美國國內歷史教育課程中，該報告的公布被稱為“爆炸性的”。這份報告指出，有10%至15%在越南的美國士兵對海洛因成癮。但是根據史料記載，尼克松當時主要擔心的并非是士兵大量吸毒，而是擔心民眾認為是越南戰爭導致大量士兵染上毒癮，進而影響他的政治生涯。故而，尼克松在公開場合均強調，藥物濫用是美國國內的社會問題，試圖將軍人毒品成癮的源頭從越南轉向美國本土。據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國立衛生研究院(PMC)的相關資料記載，“尼克松希望美國民眾知道，大多數毒品成癮的士兵在到達越南之前就使用過毒品。”與尼克松出于政治考量，試圖將美國民眾的視線轉向毒品泛濫這一社會問題如出一轍的，還有尼克松對毒品管制的具體措施。
尼克松與他的“別無他法”
美國國立研究院研究員格里沙·梅特萊在他2013年3月發布的關于美國應對成癮政策的相關文章中，記錄了尼克松對他的毒品管制措施的相關描述。“我們的目標不一定是令吸毒者戒毒，而是讓吸毒者成為一個有工作、守法和納稅的公民。”這段話基本表明，盡管尼克松提出了“毒品戰爭”這一概念，但其目標并非根除毒品，而是為毒品預留出一定的空間。作為印證尼克松這一禁毒政策的實例，當時應聲成立的預防藥物濫用特別辦公室(SAODAP)設定的禁毒目標為，“即使不能完全防止復發，此類計劃仍然致力于打斷成癮的循環。”
但是無論是尼克松還是其成立的預防藥物濫用部門，當時美國聯邦政府的禁毒努力大都是從“吸毒者”的方面進行阻斷，而制毒與販毒并非尼克松政府的主要打擊方向。尼克松本人曾對這一問題有過相關的表述，“我們所有人都必須對吸毒者抱有同情心，但是對于推動者(及通過制毒、販毒獲益的人)，我們別無選擇。”根據事后的統計，尼克松當政期間，當時用以禁毒的資金有2/3用于治療、研究與預防，僅有1/3用于打擊毒品交易。1969年，尼克松政府推行“攔截行動”，試圖將從墨西哥入境美國的大麻阻攔在邊境外。雖然尼克松政府在美國率先實現了通過外交政策禁毒，但是幾乎沒有產生任何效果。由于不切實際的嚴苛貨物檢查，該行動最終導致美、墨邊境交通的中斷，最終該項工作僅僅持續了20天。
在尼克松著重“復健”且有選擇的禁毒措施之下，美國的吸毒人數反而在不斷上升。根據1979年的一項調查，在當年展開調查前的30天內，有超過2500萬美國人使用了非法毒品。助推這一巨大數字不斷攀升的，除了因為“水門事件”草草下臺的尼克松，還有其后繼者。1976年，贏得民主黨提名的吉米·卡特為了在大選中獲得選票支持，在競選時稱“廢除對擁有最多一盎司大麻的聯邦刑事處罰”，此時美國多個州已經實現了大麻的合法化。而當時卡特的公共衛生顧問彼得·伯恩認為大麻，甚至是可卡因不會對公共衛生造成威脅。由于卡特對毒品采取放任的態度，多家美國媒體甚至對含有毒品成分的藥物、化妝品、食物等大肆宣傳。1977年，一份美國雜志《新聞周刊》(Newsweek)中出現了對食用含有可卡因食物的誘導性描述：
“在洛杉磯和紐約一些時髦的餐廳， 一杯唐·培里儂香檳配上一份含有可卡因的白鯨魚子醬，已經成了一種風尚。人們會將可卡因與銀盤上的美食一起傳遞，與眾人分享……食客能夠感受到充滿了力量、自信并富于活力。”
始自美國的需求 致使拉丁美洲陷入混亂
領導層的錯誤判斷與無動于衷，促使畸形的社會風氣助推美國成為毒品消費大國，而旺盛的消費需求自然催生了大量的制毒、販毒者的出現。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拉丁美洲逐漸成為美國毒品的主要產地，先后誕生了多個制毒、販毒集團。而有組織、成規模的販毒集團的出現，無疑讓毒品貿易愈加暴力。
從1975年卡洛斯·萊德首次開辟了通過小型飛機運毒走私后，多個販毒團伙相互為爭搶市場和運毒線路而爆發暴力沖突。另一方面，為了抵抗警方的抓捕，販毒團伙利用販賣毒品獲得的毒資購買大量的槍械，并與警方交火。哥倫比亞警方在1975年的一次緝毒行動中查獲了600公斤的可卡因。作為對警方查獲毒品的回應，毒販采取報復行動，僅一個周末，就有超過40人喪生。多個販毒團伙在經過多年的暴力沖突、整合以及對抗警方的過程中不斷發展，最終在1981年，多個販毒團伙共同構成麥德林卡特爾販毒集團，將可卡因生產、運輸、分銷等流程實現分工，最終供給給美國市場。1982年，美國執法部門從邁阿密國際機場的機庫中查獲了3906磅的可卡因(約合1.78噸)，而這些可卡因均是麥德林卡特爾集團自拉丁美洲運至美國境內的。一次性查獲如此大量的可卡因讓美國認識到來自拉丁美洲的毒品已經成為了需要國家層面介入解決的難題。對美國來說，“毒品戰爭”從此時具有了更新的含義——對拉丁美洲的制毒、販毒集團的戰爭。
利益糾葛的“毒品戰爭” 與滿目瘡痍的拉丁美洲
據英國《衛報》報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幾乎整個拉丁美洲都在為美國龐大的毒品市場提供著各類毒品。由于拉丁美洲本身相對豐富的資源與落后的工業讓大量拉丁美洲國家沒有足夠的勞動力崗位，當美國出現大量的毒品消費需求時，暴利的制毒、販毒行業吸引著大量掙扎在貧困線上的拉丁美洲國民。上世紀八十年代時，秘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的可卡因產量分別占全球的65%、25%和10%。毒品產業的暴利與美國龐大且疏于管控的毒品市場讓整個拉丁美洲的經濟愈加畸形。美國政府在對國內旺盛的毒品需求缺少有效治理的情況下，只得將矛頭轉向中南美洲的制毒、販毒集團。
1989年，美國入侵巴拿馬，意圖奪回巴拿馬運河的控制權及打擊當地的毒品產業。為了獲得巴拿馬方面的支持，美國用允許販毒為報償，換取了巴拿馬將軍曼努埃爾·諾列加的軍事援助。此外，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的喬治·布什還向曼努埃爾·諾列加每年額外提供數十萬美元的酬勞。然而就是這場針對巴拿馬毒販充斥著黑金交易的軍事行動，最終導致了大量的巴拿馬平民被殺害，而事后負責提供軍事援助的巴拿馬將軍曼努埃爾·諾列加被判處了45年監禁。策劃這場交易的喬治·布什則成為了下一任的美國總統。
自1989年入侵巴拿馬后，美國方面開始向多個中南美洲國家政府提供價值數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幫助打擊當地的反政府武裝。作為回報，這些國家則需要向美國提供打擊販毒的便利。出于對降低成本的考量，美國國防部與多個美國國內私營企業簽訂合同，而這些私營企業幾乎都是軍事承包商，即現代雇傭兵團體。這些派駐至中南美洲的雇傭兵承擔著培訓當地國家軍隊的任務，部分雇傭兵甚至直接參與派駐國的軍事行動。多個國際人權組織提交的報告顯示，經過美軍授權的雇傭兵培訓的派駐國軍官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多起反人道的暴行，包括特魯希略大屠殺與馬皮里潘大屠殺。
此外，為了高效率地銷毀中南美洲的毒品種植產業，美國定期在中南美洲的叢林中噴灑大量有毒除草劑。而實際上此舉令大量與毒品交易無關的農民和當地居民受到波及，直接造成農業歉收和減產，并持續性地影響當地的生態環境。盡管美國對中南美洲發動了高強度的“毒品戰爭”，但多項研究和調查證明，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采取的禁毒斗爭僅僅只是加劇了“氣球效應”，令毒品生產從一國轉向了另一國，但毒品總體的生產、販運與消費量卻幾乎沒有改變。反而是美國的強勢舉措讓大量中南美洲國家的經濟更加畸形，同時令整個販毒產業更加暴力，徹底地擾亂了這些國家原本的社會秩序。
國際毒品交易的幕后推手
2017年，2月17日厄瓜多爾拉美社刊文，揭露了深埋在國際毒品交易背后的多家美國銀行。
報道稱，在全球金融系統中販毒集團正在洗錢的總額大約達到1.6萬億美元，這相當于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2.7%。在這1.6萬億美元當中每年有5800億美元在美國的金融系統洗錢。由于制毒充滿暴利，多家美國銀行事實上操控甚至是主導了整個制毒產業。目前，有證據顯示，美國銀行、富國銀行和花旗銀行均參與了制毒、販毒集團的販毒交易。
2011年富國銀行發生了在美國和世界上最大的販毒丑聞之一。這家銀行不僅利用賬戶通過在墨西哥的“兌換所”向墨西哥的販毒集團洛斯塞塔斯轉移數百萬美元，而且操縱和洗白現金，用于將22噸可卡因運到美國。匯豐銀行因2006年至2008年期間為墨西哥古斯曼的錫納羅亞販毒集團通過它的賬戶和秘密銀行洗錢被罰款11億美元。2012年花旗集團被指控通過它在墨西哥的分行(美國墨西哥國家銀行)為洛斯塞塔斯販毒集團洗錢。根據彭博社引述的一項調查，洛斯塞塔斯販毒集團通過花旗集團的賬戶轉移了近7000萬美元。2014年年底美國聯邦調查局在馬薩諸塞的一位負責人的聲明說，花旗集團將販毒得來的數千萬美元寄往哥倫比亞，以便避免懲罰和法律的問題。
美國愈加復雜化的禁毒進程
至于美國國內，長期對毒品販售的漠視以及對販售毒品和管制藥物的懲處力度不足也加劇了美國的毒品泛濫。1978年，針對販毒和非法售賣管制藥物的行為，美國聯邦政府僅僅是推出了“允許執法人員罰款”的法案。真正讓美國聯邦政府采取更加強制性禁毒策略的，則是要歸功于媒體與一名籃球運動員。
1986年6月19日，馬里蘭大學的籃球運動員倫·比亞斯死于服用過量可卡因，而就在兩天前，倫·比亞斯剛剛在當年的選秀大會上以第二順位的過人成績被波士頓凱爾特人隊相中。倫·比亞斯的死亡被美國媒體爭相報道，一時間形成了巨大的道德與輿論壓力，幾乎所有的美國媒體與民眾都對當時施行的禁毒法律表達了不滿。于是，在倫·比亞斯吸毒過量死亡后僅僅三個多月的時間內，美國眾議院、參議院以及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快速通過了反毒品濫用法案。
針對毒品犯罪，新的法案規定擁有5克低純度塊狀可卡因毒販的最低量刑標準為5年無假釋刑期，但吊詭的是，對擁有500克高純度可卡因粉末的毒販采取同樣的量刑標準。這樣不分差別的最低量刑標準最終導致了大量低水平參與販毒活動的毒販，如街頭小販、報信人等被大量送入監獄，而參與制毒以及大量販毒的高級別毒販卻無法得到相對應的懲處。然而當時的美國國會在出臺這項法律時，卻聲稱該法律旨在打擊“主要的制毒、販毒者”。在該法案推行4年后，非裔美國人的平均毒品刑期從原本比美國白人高出11%，躍升至49%。毒品問題進而又摻雜了種族問題，美國的司法體系讓打擊毒品變得愈加復雜化和困難化。而隨著時間的推進，大量因為毒品而被判處刑期的罪犯進入監獄。僅1994年，超過100萬美國人因毒品入獄。這一數字在2008年提升至150萬人，愈來愈多的毒品犯罪也令美國禁毒執法的成本水漲船高，打擊毒品和藥物濫用帶來的巨大財政壓力也愈發成為美國政府考量禁毒政策的核心參照。而新冠疫情則讓美國面臨的毒品問題更加復雜化。
疫情下吊詭的大麻市場與利益誘惑
在本次部分州通過“持有少量毒品免于刑事處罰”的法案之前，針對海洛因、可卡因、冰毒等成癮性強且危害大的毒品，美國聯邦政府統一了管制，并采取相對嚴厲的手段進行控制。但對一些“軟性毒品”，如大麻，美國政府長期是放任各州獨立立法管轄，這也為當下美國呈現出的亂象埋下伏筆。
2020年，全球陷入新冠疫情帶來的經濟衰退中，美國經濟愈加疲軟。然而，一家以大麻業務為主的公司卻在瘋狂擴張。疫情期間，馬薩諸塞州的Curaleaf Holdings公司通過18個州的藥房進行種植、加工和銷售大麻，在今年7月以8.3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芝加哥大麻種植者和零售商Grassroots。一名該公司的投資者則稱其“看好疫情期間該行業的發展”。大麻行業甚至可能成為美國少數在疫情期間得以為經濟增長貢獻力量的行業。
以推進大麻合法化為核心目標的美國全國大麻法律改革組織(NORML)更是早在2009年4月就向美國財政部提交了一份價值140億美元的納稅方案。該方案旨在通過大麻合法化，進而對大麻交易征稅，從而給美國政府創造額外的財政收入。盡管當時美國聯邦政府沒有采信，但是當疫情來臨，多個州都獨立通過了相關的立法，使大麻合法化。對各州政府而言，這終歸是疫情期間少有的經濟增速。盡管看上去美好，然而當美國政府飲下這杯來自大麻行業的“解渴之水”時，其大概率是在“飲鴆止渴”。面對美國全國大麻法律改革組織的這種行徑，《國會山報》在其刊文中，以“另一種‘茶黨’”來代指這一團體。
社會文化、官僚體系、黨派斗爭、利益集團都在試圖塑造美國對各類毒品的態度和政策，馬里蘭大學公共政策學院教授皮特·路透2012年發表論文指出，美國所面臨的毒品泛濫和藥物濫用問題已經變成了一個復雜的社會性問題。單純通過法律手段禁止毒品流通將會讓整個產業轉向地下，進而讓毒品交易更加暴力，并且提高執法成本。然而，合法化卻又不可避免地讓藥物濫用和毒品泛濫問題更加難以根除。
監制丨陸毅
制片人丨趙新宇
策劃丨關美璐
撰稿丨金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