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美國政府援引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作為法律基礎，宣布新一輪關稅政策，針對重型卡車、家具及品牌藥品全面提升關稅。這一舉措將相關進口產品定義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國優先”貿易框架的延續和深化。
資料圖：特朗普。中新社記者 陳孟統 攝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特朗普政府構建了一個多層次的關稅壁壘，美國關稅平均水平穩定在18%左右，達到了美國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最高水平，對世界自由貿易體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與此前常規加征關稅的政策相比，本輪關稅政策特別凸顯了“強制制造業回流”的重要特點。以藥品行業為例，美國將對國外進口的任何品牌或專利藥品征收高達100%的關稅，但“正在美國建設其藥品生產工廠”的國外品牌，可以享受豁免條件。
這種關稅結構的設計，已經超越了傳統的保護主義邏輯。它并非旨在通過提高進口成本來使國內產品更具競爭力，而是通過設置一個“要么建廠，要么支付100%關稅”的二元選擇，直接干預和操縱跨國公司的全球資本投資決策，其目標是促進資本和就業崗位的物理性回遷。
這一政府行為標志著美國貿易政策已經被“武器化”。作為一種強制性的產業政策工具，它向所有高科技和戰略性行業發出了一個明確信號：未來進入美國市場的資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是否在美國境內建立實體制造基地。
僅從理論角度看，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存在無法回避的內在矛盾。根據美國政府慣常的敘事邏輯，提升關稅有利于削減其認為有害的貿易逆差，既可以振興美國制造業，促進其投資回流，又可以打擊報復“不公平”的外國貿易行為，在貿易談判中創造交易籌碼，還可以直接有效增加聯邦政府財政收入，為削減所得稅提供財政支撐。
然而，美國政府的關稅政策邏輯并沒有得到主流經濟研究機構的認同。西方經貿領域核心智庫一致認為，關稅政策將對美國乃至全球的GDP增長產生顯著的負面影響。這些關稅在本質上是對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的稅收，將推高美國國內通脹，損害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并降低家庭實際收入，其對制造業的提振效果與高昂的經濟成本相比，得不償失。
這種內在矛盾充分表明，特朗普政府的關稅政策并非一個連貫的經濟戰略，更像是一種粗暴的政治敘事，帶有強烈的異想天開的成分。
更為耐人尋味的是，究竟誰會從美國高關稅政策中受益，依然是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
資料圖為美國民眾在馬里蘭州羅克韋爾一超市購物。中新社記者 沙晗汀 攝一般觀點認為，特朗普政府代表了美國本土中低收入階層的利益。然而，關稅作為一種消費稅，其負擔主要由進口商支付，并最終以更高價格的形式轉嫁給消費者，低收入家庭將其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購買生活必需品，而其中許多是進口商品。與此同時，政府已明確將關稅收入與所得稅削減掛鉤，主要受益者恰恰是高收入家庭和企業，因為他們是所得稅的主要繳納者。
因此，當這兩項政策結合在一起時，便形成了一個財政轉移機制：關稅的經濟負擔更多地落在中低收入階層身上，而由此產生的稅收減免的利益則主要流向富裕階層。
不得不說，特朗普政府在收割傳統盟友利益方面表現得極為富有策略。美國政府的單邊關稅威脅，加上其愿意達成雙邊協議的姿態，成功瓦解了其傳統盟友之間形成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各國沒有通過世界貿易組織(WTO)集體挑戰美國，反而在美國談判策略誘導下尋求各自的“求生之道”以保護本國經濟。這種“分而治之”的策略，使美國有效地打破了盟友的凝聚力，削弱了它們的集體談判能力。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高健。受訪者供圖必須指出，在特朗普政府的執政理念與政策體系中，盟友的經濟安全根本不在其需要考慮的范圍之內，如果美國國內政治需要，即便最親密的盟友也無法逃脫“上餐桌”的命運。美國政府的貿易戰略正在創造一個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二戰后美國主導的以“意識形態一致性”為原則的西方盟友體系已經步入了終局時期，大西洋關系、英美特殊關系、美日同盟關系等一系列維系西方盟友體系的核心支柱已經不復存在，一種全新的美國孤立主義政策取向正在成為特朗普政府的主導外交原則，這是西方陣營內部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
我們更要清醒地認識到，對于二戰后建構的世界貿易體系而言，美國政府2025年的關稅政策走向并不是一種過去時常發生的偏離，當今美國政府竭力謀求通過單邊行動和雙邊交易，拆解二戰后以WTO為中心的多邊貿易體系，并以一個以美國經濟實力作為首要組織原則的“軸輻式”貿易網絡代之，這將是特朗普政府在經貿領域的必然政策方向。
因此，在這一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時刻，捍衛戰后歷史形成的以包容普惠為原則的多邊貿易體系，建設更加平衡和公平的全球貿易體系，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向更加包容、公平、可持續的方向改革，是世界經濟重回穩定發展的關鍵所在。
(作者高健系上海外國語大學中英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清華大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院中國論壇特邀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