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慶市教育局認為，原告作為一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在明確了招聘公告內容的情況下參加報名，就表明其愿意按照統(tǒng)一的標準進行公平競爭。

　　“發(fā)布公告也是一種行政行為，必須具備合法性，這個招聘公告違反了幾項上位法。”對此，原告的另一名代理律師鄭繼能表示，公務員法中有明確規(guī)定，公務員執(zhí)行公務時，認為上級的決定或者命令有錯誤的，可以向上級提出改正或者撤銷該決定或者命令的意見。鄭繼能認為，此案中，應當對公務員錄用通用體檢標準進行合法性審查。

　　公務員錄用通用體檢標準是否合法？這也成為了庭外的關注焦點。

　　“如果各行各業(yè)都按照公務員體檢標準來招聘人的話，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無法找到任何工作了。”于方強表示，近年來，就業(yè)歧視現(xiàn)象層出不窮，一些政策有待完善，政策漏洞有待彌補。

　　據他介紹，10月13日下午，民間反歧視公益機構北京益仁平中心向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衛(wèi)生部寄送了一封建議信，建議盡快審查《公務員錄用體檢通用標準》以及《公務員錄用體檢操作手冊》中的條款是否違法，刪除或者修改該標準中造成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歧視的條款，消除對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制度性健康歧視，并從具體操作層面上杜絕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歧視。

　　“希望社會能關注我們這群邊緣人”

　　由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存在諸多顧慮，所以，通過訴訟途徑來維護自身就業(yè)權利的案例尚未出現(xiàn)，不少法律界業(yè)內人士將此案稱作《就業(yè)促進法》實施之后，我國第一起艾滋病就業(yè)歧視訴訟案。

　　就在法庭展開激烈辯論之時，小吳還在100多公里外的一個縣城焦急地等待結果。目前，畢業(yè)于師范專業(yè)的他已經在一所學校干起了代課教師，每個月能拿到1000元左右的工資，但這并不能讓他感到滿意：“如果我能成為正式教師的話，工資肯定要高一些，而且不會像現(xiàn)在這么累，治療的條件肯定要好一些。”

　　當記者問起，為何敢站出來選擇訴訟途徑時，小吳答道：“我覺得這是和生存聯(lián)系在一起的，沒有經濟來源怎么辦？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想要一份好工作，可以有錢治病。”

　　“乙肝都翻身了，為什么艾滋病不可以網開一面呢？”小吳對將來抱有希望：“第一個人站起來，身后就會有很多人站起來。如果國家相關規(guī)定可以改變的話，我還可以去其他地方考教師或者公務員。”

　　這個“大學期間不是很用功讀書，但是很擅長考試”的農村青年，原本可以過上相對穩(wěn)定的城市生活，但是命運和他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不過，周圍沒有人知道這3個多月來小吳身上發(fā)生的一切，包括他的父母。

　　“他們也是農村人，沒有艾滋病的知識，一旦他們知道了，也會陷入恐懼之中。”現(xiàn)在，小吳有意識地疏遠了和朋友之間的交往。“關于我的案子，已經有了不少新聞報道，生怕他們在我面前提到這件事。”

　　“我希望社會能關注我們這群邊緣人。”網絡幾乎成了小吳了解外界的唯一信息渠道。沒有旁人的時候，他會用手機上網，了解一些醫(yī)學知識，以及網民對這件事的反應。

　　然而，記者瀏覽一些論壇時發(fā)現(xiàn)，不少網民還是力挺安慶市教育局的做法。

　　對此，小吳感到“很正常”，“因為他們還是不了解艾滋病”。但是，讓他不能接受的是，“有網民甚至提出要把我們隔離起來，認為我當了老師，就會害了孩子。”看到這些，小吳有些傷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工作者告訴記者，他反對艾滋病歧視，也同情小吳的遭遇，但作為一個家長，他還是接受不了一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站在講臺上的現(xiàn)實。“這個問題牽涉到倫理、文化習慣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