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日電 題：姚小平：Taikonaut、Chinese Dama……這些“中式英語”蘊含著什么？

　　作者 曹子云

　　“taikonaut”，由中文“太空”的拼音音譯和代表宇航員的英語后綴合成。1998年，馬來西亞華人趙里昱認為中國宇航員應有專屬詞匯，在論壇中首次創造該詞。今年6月，歐洲航天局向中國神舟十二號發出的“賀電”中也予使用，使這一“中西合璧”的名詞再成熱詞。

　　語言是文化載體，也是交流工具，東西方語言在文化交融中彼此借鑒，通過音譯或意譯使用來自彼此的詞匯和概念，這就是語言學中的借詞(外來詞)。“taikonaut”，正是一個典型的漢源借詞。借詞背后究竟有著怎樣的東西方交流？東西方互鑒又是怎樣影響了現代語言？中文未來又將怎樣走向世界？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姚小平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欄目專訪，從語言學角度闡述了上述問題。

資料圖：執行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行任務的3名航天員聶海勝、劉伯明、湯洪波。徐部 攝

　　為什么說中文是孤立型語言？

　　通常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語言。“地中海文明周邊的語言，包括阿拉伯語，都圈定在屈折語言范疇，但中文是孤立型的語言。”姚小平指出，孤立型語言最大的特征就是每個音節都可能是獨立的字，每個字一般都有意義，然后通過聲調辨別表意，這是西方沒有的。

　　這樣的特殊性也表現在一個語言學疑難問題上：就起源而言，中文究竟是單音節語言還是多音節語言？中文的單個漢字，絕大多數能獨立表意，但不排除一小部分連綿詞，如“蟋蟀”“菡萏”(han dan，荷花的古稱)，可能是外來的，也可能是上古中文自有的。中國人一向有拆分音節的習慣，慢慢會把語義賦予原本無意義的字。

　　姚小平舉例：“比如‘琵琶’本是個拆不開的詞，可宋代就有人說‘琵音長，琶音短’。這跟多音節的西方語言是不一樣的，英語單詞‘water’(水)就拆不開，不能說一個‘wa’一個‘ter’分別是什么意思。”這種獨特的表意和審視習慣，顯示了中文與西方語言的最大區別。

　　姚小平稱，不同民族的語言各有所長，要研究一個國家的語言文字，首先立場必須客觀，要立足于科學的語言觀；其次心態應當端正，既不自大也不自輕，我們的語言文字才能不斷進步，各國語言文字才能共同繁榮。

資料圖：2020年12月，廣東省博物館展出外銷畫、絲綢布匹、手繪絲綢、家居用品、服裝飾品等共211件展品。黃蘇哲 攝

　　漢源借詞為什么有的被沿用有的卻消亡？

　　公元880年左右，英語中出現“silk(絲綢)”這個詞，被認為可能是英語中最早的漢源詞。但姚小平認為，最早在古希臘就有“seres”，意為絲綢，當時的貴族以穿絲綢為時尚。據推測，這個詞2000多年前出現在西方，經過古希臘、古羅馬，從拉丁語進入英語。

　　姚小平指出，研究借詞時，更應關注的不是詞語層面，而是中西方在概念方面的互鑒和構建。中國很多體制、概念被西方借鑒，但從借詞上看不出來，因為西方是將概念化用為自己的詞匯。“比如科舉制，當時的西方傳教士非常欣賞，認為這是一種相對平等、公平的教育選拔制度。十七、十八世紀的西洋漢語詞典中會出現‘進士’‘舉人’‘秀才’這樣的詞匯，甚至直接音譯。”姚小平說，“但后來他們在自己的文化中逐漸將三進制以博士、碩士、學士來對應，音譯詞只是一種臨時借用。”

資料圖：游客在南京參觀中國科舉博物館。泱波 攝

　　語言學也有“買方市場”，借詞“借”的是什么？

　　19世紀，西洋科學的術語和概念大規模傳入中國。中文中找不到合適的表達，便出現了很多借音詞。姚小平表示，與屬借用型語言的日語不同，中文則更傾向于借用概念，然后把其改造得像是自有詞匯。比如“水門汀(英語cement的音譯詞)”這樣的詞匯，雖然在方言詞典中仍然存在，但漸漸被“水泥”所取代。

　　另一方面，中國的表達方式也影響著西方，舊時上海租界中的“洋涇浜英語”(pidgin English，是指在洋涇浜地區不講語法，按中文“字對字”地轉成英語口語的方式)，以獨特的方式融入。姚小平舉例說：“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見’，現在已在英語中運用得很自然，也收錄在詞典里。”

　　而早期中國移民和留學生則將生活詞匯帶到海外。姚小平稱，隨著中餐館的出現，“西方人吃的中國菜比較多，因為沒有西方詞語指代菜式，他們就跟著中國人叫，甚至包括炒菜的鍋叫‘wok’(鍋的音譯)，這種詞匯他們借用了不少。”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西方媒體和西方民眾使用的中文借詞類別不再只是生活詞匯，為了能夠理解中國特色經濟概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family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鐵飯碗(iron rice bowl)”等富有中國特色的詞匯成為英語中的固定搭配。

　　姚小平將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稱為語言學上的“買方市場走強”——中國對海外影響越來越大，很多概念傳至西方，“跟中國人做生意或交往的人，選擇借用中國詞，意味著潛意識中選擇了這類信息傳播的對象，即讀這些文章、聽這些人說話的人是‘我們圈子’的人。現在這樣的圈子越來越大。”

　　漢語拼音也是現代漢源借詞數量增加的推手。比如曾出現在美國《華爾街日報》的“Chinese Dama(中國大媽)”，英國廣播公司(BBC)專題節目的“Tuhao(土豪)”等，都屬于通過拼音直接音譯的借詞。

　　姚小平指出，任何一種語言文字都存在缺陷，因此會產生借詞和借用。借西方的注音字母創造自己的拼音，是因為中文缺乏一種明確的表音工具，或者說，拼音是中西交流中，借助注音來幫中文一個忙。這種交流中的演進是所有語言的共同特點之一。

資料圖：2017“你好大媽”全國廣場舞總決賽落幕。陳春光 攝

　　順應語言發展客觀規律 中文該怎樣走向世界？

　　現在很多國家和地區也都有自己的中文注音系統。例如《百家姓》第一位的“趙”，大陸拼為“Zhao”，臺灣地區注音為“Chao”，香港拼為“Chiu”，新加坡拼為“Chow”，澳門和馬來西亞華人的慣用拼法也各有不同。

　　“一種語言應該允許存在差異，如果語言使用基數特別大，像中文有十幾億用戶，就一定會出現大量變體。”姚小平稱，從生物學理論上講，一個物種變異越多，越有益于自身的改進，存活的可能性也越高。

　　英國人曾認為倫敦音是唯一標準音，像“印度英語”“新加坡英語”“中式英語”一度是貶義詞，但現在社會語言學家認為，英語不再是World English，而是World Englishes。單復數之差，體現了變體之多，變體多有利于英語擴散，所以現在歡迎“中式英語”存在，且會吸收后者的影響。中文也是一樣。

　　姚小平稱，語言的消亡和上升都是很自然的。現在中文的圈子越來越大，但要成為世界性語言可能仍需時間。

　　同樣，語言和詞匯的借用也有規律可循，儒家和中國古代科學經典典籍被翻譯至西方，產生很大影響，但西方語言一般不會直接借用詞匯，而是創造出自己的詞匯表達中國的概念。

　　姚小平強調，語言交流背后的概念和認識才是最重要的。通過這樣的交流，中西方在科技上的共同進步，對文化的了解互鑒，才是比語言中詞匯的借用重要得多的事。(完)

　　受訪者簡介：

　　姚小平，祖籍浙江乍浦，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赴黑龍江嫩江縣插隊務農；1977年考入黑龍江大學攻讀俄羅斯語言文學；1984年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學專業碩士。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