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巴黎10月2日電 題：“翻譯即背叛”？中國文學作品如何突破東西傳播樊籬？

　　——專訪法蘭西文學騎士、旅法翻譯家沈大力教授

　　中新社記者 李洋

　　中國文學作品博大精深，內容豐富，既有來自古代的文學經典，也有反映現代社會變遷的作品。但多數西方讀者在閱讀中國文學作品時，往往淺嘗輒止，甚至誤讀誤判。如何突破東西傳播樊籬，讓中國文學作品更好地被西方讀者接受，成為較迫切的研究課題。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翻譯家、作家、法蘭西共和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獲得者沈大力近日在巴黎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深度剖析有關問題。

資料圖：圖為國博館藏的清代繪畫作品《怡紅夜宴圖》，該圖根據《紅樓夢》第六十三回“壽怡紅群芳開夜宴”繪制。中新社發 麥田 攝

　　翻譯之困：“語言鴻溝”與理解“悖意”

　　耄耋之齡的沈老在受訪時表示，中國文學作品的“語言鴻溝”是橫亙在西方讀者面前的主要傳播障礙之一。不同的語言文字體現了不同文明的特色，文化差異使某種語言文字在一些環境下難以轉化為其他語言文字。諺語“Traduire, c’est trahir(翻譯即背叛)”就表明了翻譯在不同語言文字轉換中的困境。

　　沈大力說，中文文字轉化為拉丁拼音字母，必然失去“形象美”，這在很多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過程中都有體現。如何盡最大可能保留原作豐富的意象和文化特色，是語言轉化中面臨的巨大挑戰。

　　沈老認為，有翻譯者對中國文學作品文化內涵的理解不夠準確，導致翻譯出現偏差，出現“悖意”，影響讀者對作品的理解。例如《紅樓夢》中著名的“好了歌”，曾被西方翻譯者譯作“Chanson de la bonne fin(善終歌)”，其自作主張，把“好”與“了”合并，認為是“la bonne fin(好的結局)”，從而把西方讀者帶入理解“歧途”。

　　沈老最近對“好了歌”進行了重譯，將“Chanson de la bonne fin(善終歌)”改譯作“Chanson de la vanite(虛幻歌)”。經過沈老反復推敲，“vanite(虛幻)”一詞更能反映曹雪芹原著的主旨。又如“誰解其中味”，其中的“味”竟被譯成了“le miel(蜜)”，這就距離曹雪芹的主旨相去甚遠了。

　　沈大力教授鄭重指出，翻譯“誤譯”勢必會導致讀者“誤讀”，有些讀者讀了錯誤譯本后認為《紅樓夢》不夠偉大，很大程度上歸咎于“誤譯”。因此在翻譯的過程中對于中國文化背景等重要元素的把握要慎之又慎。

資料圖：甘肅武威千年古剎鳩摩羅什寺。鳩摩羅什在中國國佛教傳播時期與真諦、玄奘、不空并稱四大佛經翻譯家，被譽為“譯經泰斗”。中新社發 楊艷敏 攝

　　翻譯之法：東西合璧“依實出華”

　　談到翻譯理論時，沈老說，魯迅曾于上世紀30年代提出“寧信而不順”的翻譯主張，認為首先要忠于原文，但翻譯如果“不順”怎么能傳達“信”的內涵呢？嚴復提出“信”“達”“雅”的翻譯原則，實際上也很難同時實現。

　　如何讓中國文學作品翻譯得更加流暢，更能被西方讀者接受，沈老認為佛教翻譯大師鳩摩羅什“依實出華”思想或許對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有所啟迪：翻譯應以忠實原作思想為基礎，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一字一句；對原作的精神要有所升華，注重對社會、文化等因素的考量，體現出原作的思想。

　　沈大力教授說，將中國文學作品翻譯給西方讀者看，不僅需要深厚的語言功力，還需要對中國文化有全面理解，翻譯者需要認識文化間的差異性，盡量減少文化交流中產生的理解偏差。在這方面，西方翻譯者很難達到這樣高的水準。他認為，中西方翻譯家合作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有可能是解決相關問題的一個途徑。中國翻譯家側重于中國文化方面的理解，西方翻譯家側重于語言方面的把握，合作的譯本或許能取長補短，東西合璧。

　　在沈大力看來，目前想要破除中國文學作品的“語言鴻溝”、全面把握作品中的中華文化內涵、跳出東西之間“傳播鴻溝”的最直接方法，無疑是中國作家將本人作品直接通過外國語言文字寫出或譯出，然而這對中國作家的外語水平有很高要求。

資料圖：塵封70年的延安珍貴影像重磅首發。本組圖片呈現了程默先生在1943-1947年間，于延安電影團從事攝影時，拍攝的大量延安百姓生活和肖像，以及轉戰陜北的影像。中國攝影報供圖

　　翻譯之道：思想互鑒文明互通

　　沈老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位直接使用法文將自己的中國文學作品發表的作家。他撰寫的中國革命題材作品《Les enfants de Yenan(延安的孩子)》(作品以中文出版時題為《懸崖百合》)上世紀80年代一經面世，立即吸引了大批西方讀者。

　　《延安的孩子》約20多萬字，結合了沈老的個人經歷，有深深扎根于現實的創作源泉。沈老1938年生于延安，1947年他在延安保育小學上學，胡宗南部大舉進攻延安，因此他被迫從延安撤離，輾轉一年多，途經陜西、山西的崇山峻嶺，跨越汾河、黃河，歷經艱險，最終到達河北石家莊附近的解放區。《延安的孩子》反映的正是包括當年沈老在內的延安革命子女長途行軍的經歷。

　　對這部中國革命題材文學作品能否在西方出版，沈老坦言當時心中并沒有底。由于這部作品對中國現代革命史進行了正面評價，曾被多家出版社婉拒。法國斯多葛出版社認為這是一部好作品，于1985年出版發行，上市之后便被讀者搶購一空。作品在西方的傳播范圍越來越廣，意大利文版隨后很快出版，日本的文學刊物選譯了部分章節刊登，比利時電臺也連載廣播。

　　沈老說，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屬于紀實文學，雖然有濃厚的中國色彩，但容易在西方文化中發現類似敘事的身影，如法國輿論曾形容這部作品是“中國孩子的《奧德修記》”，這樣便可能容易引起西方讀者的矚目。

　　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沈老認為若要引起西方讀者的共鳴，作品也應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出發，進行東西思想互鑒，“暢抒托物之興”。例如在描寫風景和境遇方面，《延安的孩子》在敘述里穿插了古典詩歌，佛教寓言乃至西方神話，在突破敘事模式方面進行了一些創新探索。

　　令沈老有些意外的是，《延安的孩子》所反映的一種“延安精神”在當時激起了一些西方讀者對于孩子的革命熱忱和希望之光的認同，希望能從中汲取精神力量。作品所體現的積極向上的“正能量”與當時西方文壇的頹靡之風也形成了較鮮明的對照。

　　沈老說，現在從世界角度看，西方文學在世界范圍的傳播仍然比中國文學作品在內的東方文學的傳播要廣，主要可能在于“傳播的失衡”；同時，中國文學作品想要破除東西之間“傳播鴻溝”面臨更為艱巨的挑戰，可能需要付出幾代人的努力。目前加深彼此交流、促進文明對話尤為重要。他認為作家、翻譯者都應繼續加強語言學習、做文化傳播使者，他熱切希望中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工作能夠后繼有人，讓更多的中國經典名作能夠被世界各地的更多讀者傳誦。(完)

　　受訪者簡介：

　　沈大力，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作家、歷史學者、文學翻譯家，1938年生于陜西延安，1960年畢業于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隨后留校任教，先后擔任法語語言文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1990年當選中法比較文化研究會會長。1994年起陸續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法國艾克斯-馬賽大學、法國東方語言學院講學，被法國高等教育與研究部評為教授兼東方語言學院中文系學術委員會委員。1991年獲法蘭西共和國藝術與文學騎士勛章，1996年被頒授法國敬業金紅十字勛章。有大量學術著作、譯作及文學作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