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7月28日電 題：為何說崇正義是中華民族的核心追求？

　　作者 楊朝明 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

　　近代以來，中國學術界談到所謂“正義”理論時，每每習慣以西文“justice”一詞作基礎，許多社會問題的論述也依此而展開。現在學者們清晰地看到，隨著“西學”的強勢進入，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遇冷，中國學術界對“中國正義論”傳統“集體失語”。殊不知，中國的“正義”學說更加根深葉茂、內涵豐富，是核心價值觀念的深厚土壤和牢固根基。

　　堯舜時代已開始思考正義問題

　　黃玉順教授系統研究了“中國正義論”，在他看來，中國有兩條基本正義原則：一是“正當性原則”，其中包含“公正性”和“公平性”兩個準則；二是“適宜性原則”，也包含“地宜性”和“時宜性”兩個準則。按《尚書序》的說法：“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堯典》說帝堯的政治具備了這樣的原則：“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堯舜之治成為政治治理的樣板，在于他們深入思考“天之歷數”，思索在“人心”與“道心”之間“允執厥中”。根據《尚書》記載，上古時期人們深刻思考和實踐社會管理的中正、正當、合宜，如“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后昆”，如“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尊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禮樂文化是崇尚正義的最佳體現

　　在古代中國，全社會有一個共同價值基礎，這就是“禮”，它從神圣、德性、程序、器物等不同向度確定著權力的合法性。禮樂傳統是中國文化傳統中的犖犖大端，考古學家證實，中國在跨進文明門檻時，禮樂文化已趨發軔和形成。夏、商、周三代禮制因革損益，周禮已經具有了很高水準，故孔子尊崇周公，推重周禮。周禮是人文文化，具有別嫌疑、濟變、彌爭的功能。《左傳》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禮，則天地之體。”又說：“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禮記》說：“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對于禮的天然合理性，孔子說“夫禮者，理也”“君子無禮不動”；孔子又說：“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禮“尊尊而親親”，所以《尚書》說“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正如基督教博愛精神、神圣觀念在于重視愛、敬那樣，中國則將愛、敬精神貫穿于整個禮樂文明，深深扎根于基于父子親情的孝悌之道。

　　以“天命”為參照，在整體中定位

　　古代王朝常借助一定的儀式與典禮表示自己“奉天承運”，這源自政權的天命合法性追求。在儒家語境中，“君子貴乎天道”，“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所以特別主張君子要“畏天命”。《尚書》說“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西周初年，周人認識到天命就是天意，天意就是民意。儒學大師們通過諸如“王霸”“義利”“人禽”等的系列論辯，為道德、倫理、政治、法律的正義確立內涵和價值標準。俞榮根先生在《儒家法思想通論》中說：“禮義、仁或仁義、天道、天理便是儒家法哲學中的理想法，是儒家之法的價值本體，是他們用來判斷現實社會的法律和法制的是非善惡的價值標準……儒家法文化的批判精神確具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意義，它包含了良法觀念，包含了正義和公道。”

　　儒家中庸的本質是用中之學。“中”是指對關系的雙方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庸”《說文》曰“用也”，東漢經學家鄭玄說《中庸》“記中和之為用”。評人論事之“中”或“不中”，要對標“天命”。世間萬物，各有其價值，各有其位置，貴在做好自己，找到自己生命的節奏。老子說“自知者明，自勝者強”；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古希臘德爾菲神廟的門楣上“認識你自己”的“神諭”幾乎語之相通。

　　早期思想家關于“正義”的論述

　　正，后人從文字上解讀為“守一以止”。老子說“道生一”“載營魄抱一”；孔子說禮“必本于太一”“吾道一以貫之”。在這樣的思維中，每個人都明德、知止，端身正己而“思無邪”，最后社會達到至善。這樣的思維不東張西望、左顧右盼，而是主張潔(xie)矩成人，至誠無息，執中而立，具有深邃的動力和發展持續性。

　　義，為“五常”之一，有“正義”之意。它是極其重要的道德范疇，《中庸》說“義者，宜也”，“義”一定正，不正何“義”？《墨子·天志中》說“義者，正也”。在先秦儒家大師中，孔子曰“仁”曰“義”，孟子則講“仁義”，荀子則首提“正義”，如《荀子·正名》曰“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義”包含人之行為的正當與公正，也包含社會制度評判的合宜與公平。認真對比分析，不僅西人“正義論”的基本內容盡在其中，且意涵更豐富。

　　中國早期正義論思索古與今、我與世界、價值觀與方法論，是通往中心坐標的最優路徑、至佳選擇。儒家十分看重“愛”與“敬”，《論語》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孔子說“愛與敬，其政之本與”。美國的愛默生說：“我們確信，武力會招致另一種武力，只有愛和正義的法則才能實現徹底的革命。”對于愛與正義，中華傳統文明中的信奉全然而徹底。

　　任何理論的探討必須基于歷史與現實的實際，人們必須知道，中華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樹，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我們要正確認識古代文明的發展水平，理解中國先民的深邃智慧和文化創造。先民們認知世界，以天地為師，著眼古往今來，關注四方上下。在中華文化的早期典籍中，“天下”“萬方”“四海”之辭層出不窮，這源于中華文明的天下觀、世界觀、整體觀、系統論，在與世界互動中，他們深刻理解“天道成而必變”“道彌益而身彌損”之類的道理，講究注焉不滿，酌焉不竭，當位而行，允執厥中。

　　“天下為公”是中國崇正義的集中體現

　　“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是孔子的社會政治理想，他站在人類發展的中心點，思考人心與道心、人情與人義、天理與人欲的關系。《說文解字》說“背私為公”，“公”即“公共意識”“公共道德”。中國儒家講求“角色倫理”，也就是人各正其名，各盡其職，這樣的倫理要求特別注重一個人作為“小我”在“大我”中的一個部分，強調集體意識、先公后私，強調“私”服從于“公”。孔子認為，堯、舜、禹、湯、文、武時代是“有道”之世，人們以天下為公。在這里，“公”還可理解為“共”。“天下為公”是說人生活在共同的社會中，應該休戚與共，協同一致。

　　“天下為公”體現的正義論是人心和順、世道和諧、社會大同的前提。人類文明的普遍法則與基本價值在于公平和正義，它首先表現為社會秩序上的和諧與和順。“公則不為私所惑，正則不為邪所媚”，“唯公然后可正天下”。從孔夫子到孫中山、再到今天，“天下為公”是中華民族一以貫之的理想與追求。現存于《孔子家語》和《禮記》《禮運》篇中的“大同”論，也被視為中華民族的正義篇，是儒家仁學正義論的代表作。

　　英國作家貢布里希說：“在孔子學說的影響下，偉大的中華民族比世界上別的民族更和睦和平的共同生活了幾千年。”198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干事代表泰勒博士說：“當今一個成功、昌盛的社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立足于孔子所闡述的許多價值觀念。”孔子思想不在“一時一地”，它包含了“天地之美”“萬物之理”“古人之全”，所以《莊子》說“內圣外王之道”是“道術”而不是“方術”。

　　我們要認清自己的文化方位，思考中華文明與人類共同價值之間的關系。這些決定于中華文化的特點、特性與特色，決定于我們的哲學智慧和文化氣象。國人在忙于為“優秀的傳統”制作“得體的時裝”時，還要更多地在認真理解“優秀的傳統”上下功夫。(完)

　　作者簡介：

　　楊朝明，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全國政協委員。先后擔任曲阜師范大學齊魯學刊編輯、孔子文化學院院長、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孔子研究院院長，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副主任。出版《周公事跡研究》《魯國歷史與文化》《儒家文獻與早期儒學研究》《出土文獻與儒家學術研究》《孔子家語綜合研究》《儒學精神與中國夢》《論語詮解》《孔子家語通解》《孔子之道與中國信仰》《從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