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APEC會議期間，中美兩國共同發表《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這是中美兩國“第一次”將氣候變化視為“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并宣布兩國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氣候變化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不言而喻。

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厲以寧曾說：“談到低碳經濟，首先講一個問題，就是人類在面臨著兩難選擇：一是要保護生存環境，一是要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為什么是兩難選擇？假如只顧經濟發展不顧生態環境，可能本代人都難以生存；如果只顧環境，那么，發展中國家該怎么發展？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人類。經過多年探索，找到一條道路，就是把二者兼顧，實現經濟的低碳化，實現綠色經濟。”

筆者和同事們利用綠色核算的方法，構建了低碳發展與經濟增長分析數據庫，采用計量和統計方法對我國低碳發展與經濟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得出了若干結論。

分析發現，從2000年至2012年，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貢獻最大。這與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密切相關。目前我國經濟增長仍以粗放式、大消耗為主。盡管產業結構不斷調整，但是由于變動主要發生在第一產業向第三產業的轉換，而這兩個產業卻不是能源消耗的主要來源。多年來第二產業比重在46%左右維持不變。

研究顯示，過去10年，轉型經濟下的中國并沒有帶來所應有的碳排放的降低。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長期過程，同時其作用發揮的時間跨度也較長。因此，經濟結構調整的力度仍需加強，對于經濟結構調整所帶來的變化需要有足夠的耐心。

過去幾年，政府在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在控制市場主體負外部性活動方面，政府通過環境規制有效降低了市場主體活動的負外部性。而在環境規制的實施上，國有資本表現突出。這樣的結果不意味著增加國有資本比重就可以有效緩解碳排放問題，而是說明在市場機制尚未具備完善的消除市場主體負外部性的發展階段，國有資本對于環境保護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因此，我們建議：首先應逐漸提高社會主體的責任意識，將減排轉化為自覺自愿的行為；其次，建立消除市場主體負外部性的市場機制，如碳排放交易所的建立，堅持以市場機制調節市場主體行為負外部性的解決思路；最后，政府要不斷提高在政策設計、環境監管方面的效率。

研究還發現，能源效率的提高是碳排放強度降低的重要原因.自2007年以來，我國排放強度（單位GDP碳排放量）出現下降趨勢。我國能源利用中,化石能源比重最大，因此能源效率的提高使得碳排放強度得以緩解，而經濟結構調整、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調整等因素則影響不顯著，尤其是前兩者。

我國清潔能源發展迅速，如風力發電裝機量已經位于世界前列，但在國內資源消耗中所占比重依然非常低。APEC期間中國承諾非化石能源比例在2030年前達到20%。即便如此，化石能源消耗比例依然很高。中國的國情決定了在短期內主要依靠化石能源的能源結構是難以調整的，因此當前階段提高能源效率尤其重要。需要說明的是，能源結構調整困難重重，不代表不應受到重視，它是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證，仍然需要不斷努力。

低碳經濟發展是國家戰略。中國已成為能源消費第二大國，碳排放總量相當可觀。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發展戰略，提出“又好又快”的發展思路，并在十八大時提出構建以生態文明為導向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如何以低碳發展實現經濟較快增長，需要學者的研究智慧、政府的科學決策、企業和民眾的共同努力。（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低碳發展與經濟增長研究項目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