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部分信貸資金流向大型企業，該怪誰？在筆者看來，原因在于銀行信貸風險社會補償和救助機制不健全，在于政府仍沒下定調整產業結構的堅強決心，在于監管部門沒有完善相應監督跟進機制。
　　要從根本上扭轉貸款流向大企業不利趨勢，還在于政府堅定產業結構調整信心，不能為保經濟增長，在去產能化決策上搖擺不定，導致調整產業結構半途而廢，這樣永遠不可能破解中小微民企資金困局
　　據媒體披露，央行兩次定向降準之后，有銀行反映信貸確實放松了點兒，額度也有所增加；但不過是對央企和國企更加寬松，有2/3資金流向了大型企業；而對中小微民企貸款則更加緊了。這無情地表明資金流向偏離了既定軌道，中央寄希望于定向寬松來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以及通過資金定向支持棚改、鐵路等領域穩經濟增長的計劃有可能再次落空。
　　社會資金向風險小、高回報領域流動是經濟運行的自然法則，任何社會形態概莫能外；我國商業銀行資金向央企、國企等大型企業流動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不應為此大驚小怪。眾所周知，從當前而言，央企和國企資金勢力雄厚、盈利能力較強，尤其是背后有政府這樣的堅強后盾，銀行向其放貸，無任何風險可憂；且我國央企和國企都屬國家所有，即便受政策因素影響形成了一定不良貸款，銀行信貸管理人員也難被追責，因此更加堅定了銀行向兩類企業放貸的信心。而中小微民企，本身發育不足，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的可能性大，實質處于弱勢地位，因而自然可能在銀行風險防范的偏好之外；再加上銀行原在不少支持中小微民企信貸投放大的地區，今天成了不良信貸的重災區，銀行滋生了厭貸、畏貸、懼貸心理；且銀行對中小微民企放貸管理成本大，尤其對其資金流向難以監測，為防止貸款被挪去他用，甚至用償還或放高利貸，只能傾向于優先放給大企業。所以從資金風險和盈利層面看，銀行“喜大厭小”信貸策略本身沒有錯，銀行也無必要、也不可能成為中小微民企的“救世主”；銀行謹慎放貸對國家來說還是好事，如果隨便亂放，信貸資金使用不活，沒有發揮應有效益，可能只會讓國家蒙受更大損失，所以只要換位思考，我們就不難理解銀行這么做的苦衷和不得已了。
　　話說到這份上，或許有人會疑惑不解地問，那絕大部分信貸資金流向大型企業，該怪誰？在筆者看來，原因在于銀行信貸風險社會補償和救助機制不健全，在于政府仍沒下定調整產業結構的堅強決心，在于監管部門沒有完善相應監督跟進機制。
　　一方面，政府只要求銀行對中小微民企增加信貸投入，又不愿或不及時“真金白銀”地出資建立銀行信貸風險補償基金和政策性擔保基金，銀行一旦出現大面積不良信貸反彈，或因此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該怎么辦？這正是銀行和全社會普遍擔憂的問題。如果此時，我們還在埋怨銀行不肯將貸款投向中小微民營企業，不僅于事無補，反而會使這種狀況更加惡化，中小微民企融資難會陷入更加嚴重地步。因此，各級政府應靜下心來，認真研究建立銀行信貸風險社會補償機制和信貸失誤求助體系，在信貸形成風險損失后應得到及時彌補和化解，消除銀行放貸后顧之憂，從客觀上促使銀行提高放貸膽量。
　　另一方面，近幾年我國貨幣信貸總量一直高位運行，M2超百萬億，不斷有人發出“錢去哪兒了”的疑問。稍作分析，便可知道，我國產能過剩項目、房地產業和政府融資平臺，一直是社會資金的巨大“吞噬器”，造成了中國經濟結構畸形化。當前，中央政府已感受到這種畸形產業結構難以確保我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出臺了若干對房地產、政府融資平臺、產能過剩等行業“限貸限產”政策禁令，實現去產能化目標。但由于各級地方政府并沒有下定壯士斷腕的決心，或為保地方局部經濟利益，陽奉陰違，使經濟結構調整仍不盡如人意，尤其對土地財政依賴“臍帶”無法剪斷，房地產救市政策花樣翻新，追求政績的融資平臺仍在悄然運作，這一切都會使新增貸款通過各種暗道、不聲不響地流向了上述行業懷抱。最近，不斷有媒體披露中小微企業貸款之后將貸款倒賣給房地產企業、或與房地產企業合謀騙取銀行貸款、或房地產干脆通過自己注冊的若干子公司直接套貸，銀行貸款怎能流向中小微企業？說得難聽一點兒，這種狀況不改變，銀行釋放資金越多，只會加劇中小微企業融資難困局。
　　因此，要從根本上扭轉貸款流向大企業不利趨勢，還在于政府堅定產業結構調整信心，不能為保經濟增長，在去產能化決策上搖擺不定，導致調整產業結構半途而廢，這樣永遠不可能破解中小微民企資金困局。再一方面，定向降準要求資金流向“三農”和小微企業，僅是一個政策“窗口指導”，缺乏行政強制威力；尤其央行和銀行監管部門缺乏跟進檢查和監督措施，對銀行高管執行降準政策是否到位也缺乏懲處或激勵機制，致使實施降準政策全靠銀行自覺、自律和自愿，無法避免落空危險。因此，每次貨幣信貸政策出臺，必須有配套的行政跟進措施，在當前特殊形勢下，資金分配也不能全靠市場配置來實現，必須發揮好政府“有形之手”作用，通過系列行政手段引導資金流向國家需要投入的產業領域。否則，再好的貨幣信貸政策，都難發揮出支援社會經濟發展的作用。